孔孟学说痴迷到变态的明代，因为“孝”衍生出张居正的“夺情起复”事件，伦理二字让当事人面红耳赤江河澎湃，然而历史很快证明不过源于宫廷夺权，伦理和孝只是他们的一页遮颜纸，而且是“薄如膜”。那时“丁忧”、“夺情”制度也仅限于“内外官员”，尚表现如此。
    今天东方体育日报刊登评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感动》，就父亲过世时柏佳骏的表现衍生出孝道、公私的大义求索，并委婉点出“道德的决策”，在世风浮躁人心不古的今日，能看到这样一篇探讨传统伦理的文章，不由让人“红了俩眼圈”。
    报道柏佳骏家事有什么问题，责任主要在我，也许写报道时掺杂了个人因素，且出于“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同样的感动”的熏陶，因而在描述时也许下意识地导向伟大光荣，才引出这番道德伦理的探讨？那我难辞其咎，在此一并道歉。
    但还是要补充两点：第一没有任何人迫使19岁的柏佳骏做选择，就像我报道中明白阐述，在队伍出发之前柏佳骏是守在父亲病床前，照顾、陪伴、聊天，然后拿着行李出门……如果我在这位人子的位置，我想这不是一种选择——我当然会相信比赛回来依旧能看到父亲，而绝不会预见到父亲当天几点去世；其次，病危的事实并非朝夕，从去年10月发现病情时已经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到现在为止病危通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甚至几十次了。柏佳骏确实没有为照顾父亲而彻底放弃足球，而且还“不伦理”地入选了国青，“远游”参加集训以备战10月将举行的亚青赛，显然是大逆不道，哪怕他在有限假期里再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哪怕在球场上碰的头破血流拼出半条命去，也绝不是别人“需要的感动”……然而，感动是一种需求吗？
    想到明代丁忧制度“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月”，不由让人为柏佳骏捏一把汗，然而《礼记正义》又说：“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两难！
    认真看了几遍那篇评论，没找到答案，能找到的只有“‘私’字的一半就是‘公’字的一半”之类的文字游戏，很无耻地思路分了叉：“畜”的下体和“圣”的下体也是近亲！同样，没上过伦理学专业课的我至今也没想明白“电车难题”、落水母亲女友之间怎么选择？但我至少，不会去指责作出选择者道德与否。
    看看报纸，泛泛联想：这位作者本人是否一直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买了若干平米的住房，有没有把爹妈接来一起住呢？套用原文“小家尚不能孝，大家又如何忠”的逻辑，是不是能说“起居尚不能顺，临终又谈何孝”呢……在这个有房有车宁可养宠物畜牲都不肯和爹妈住在一起的时代，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的伦理孝道呢？丈夫可以为妻子装猪，带着父命上沙场的球员何罪之有呢？
    写评论是件很累的事情，尤其一些负责的评论专栏大家，为了充分体现专家的高瞻远瞩标新立异往往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需求”大时拿拿伦理道德来开开玩笑也难免，好歹人家也红过眼圈……我不擅评论，就此打住！

（张晓露）

申明：今晚我在办公室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时，签样负责人“做出最大让步”，同意安排我的评论上版面，当然我也让了一大步，既不能在原版面原大小上版，而且还被迫把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所以，我在此登出原稿原样，以利比较。

另附原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