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北京419路售票员用9种方言报站》（原文载2007年08月14日《北京晚报》），由此引发一些关于普通话的普及和方言话题的联想。

    首先应该向这位细心又好学的售票员致敬，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叫《推广普通话》的科教片，印象最深的是在福建某地一座小山前后共有五种方言，互相不通，开会时讲话人说一遍，几个“翻译”站在不同村落居民中各自忙乱……不过，在北京——公认为“普通话”的发源地，出现以方言作为一种服务方式的现象，实在值得商榷。既然推广普通话，何不采取这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呢？答案无非两种——要么是售票员本人说不好，要么是客人听不懂。

    按照文中所描述，这是一位连粤闽温州方言都能学的售票员，说好普通话似乎不难，那么就是因为客人听不懂普通话吗？就那文章提及的上海话来说，上海方言在北方人看来显然另类，笔者就体会过放到不过200多公里的江北一带说上海话，被认为同日语无异。但是这并不影响上海人听、说普通话的能力。上海街头你何曾见过普通话听不懂，需要别人翻译成上海话才能办事的一幕？倒是因为上海话基础薄弱，现在面临着逐渐被普通话“消灭”的趋势（我孩子就不会说上海话，这种现象在周围不是少数）。广州、福州、厦门、深圳、珠海、温州（四川、东北、天津等另谈）等方言基础深，但受普通话的教育普及的状况大同小异，至少可以普遍做到交流无碍。而以有限的经历，上海、昆明、桂林、杭州、苏州和很多移民城市、新兴城市普通话普及程度相当高。个人觉得，从服务的角度为这些地方的客人专门学习方言，实在是缘木求鱼，还有可能画虎类犬，倒显出对客人的不尊重了。

    文中提到的方言，小一半在南，多一半在北。说到这里要先解释一下，本人对北京方言毫无成见，相反偏爱有加，但丝毫不影响我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客观性。为什么要解释呢？应该看得出来，接下来谈的和此有关。
    咱们先说说汉语方言的大话题，关于方言的分类有很多，粗一点的分北方、吴、湘、粤、闽五类，比较公认的是分北方话、吴、湘、赣、粤、闽、客家七类，其中“北方话”涵盖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下江等多种方言小类，蔚为大观（参考四川人民出版社《语言学和现代科学》），据称自先秦就已初具规模……写写这些是为了下面讨论起来一目了然。
    通常认为，北方话因为互通而容易接受普通话，其他六大方言区问题大些。确实，吴方言区的人普通话说再好还是有“硬”、“尖”的感觉（巩汉林的小品似乎很代表了北方人眼中的“南方普通话”），客家话在台湾地区因历史原因自成体系，而湘、赣（包括徽）方言l、n不分，h、f混淆常见，粤、闽等方言的顽固性更明显……但总得来说，其情况较以往改善明显，普通话教育受到广泛重视——因为有需求上的迫切感。而恰恰是互通的北方话，存在的巨大隐患却似乎被“忽视”了。
    先说相对边缘的问题，山东、陕西、四川、东北、天津……方言势力相当“顽强”，你在那些地方除了电视完全听不到普通话。正是因为“互通”，学校教育也大多以本地方言替代普通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普通话推广数十年，从那些地区出来的干部满口方言，根本不知普通话怎么说，倒是那些南方来的同事“硬”归“硬”、“尖”归“尖”，更多地使用普通话。
    再说一个“中心问题”——北京话！北京话等同普通话的错误观念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了，“红彤彤”、“软绵绵”均把叠字第二声念作第一声，这已经通过某部权威字典的北京籍专家群鼓噪成了普通话的标准语法了，更别说固有的儿化音、弱音、变音等问题。有这样的内因，造成外地乘客听不懂“普通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北京话也有所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普通话的推广，但是在“意识”层，以此代彼的观念实在是要不得的。
    记得电影《美丽的大脚》里有一个上课纠正发音的片断，看得出是北方演职人员为主，所以把“冲突点”放在念错别字上——把“迢迢”念作“昭昭”，殊不知支教一个最直面的问题首先就是纠正认识——什么才是普通话？因为很多民办老师是用方言教语文甚至外语的。当然首要条件是，这些支教青年本人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自认为和普通话互通无二的北方话。
    所以还是要劝那位售票员，先分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说好普通话，客人自然能听懂，有好学的精力，可以用在英语和手语的学习；还有精力，可以走出汉语族的范畴，学学泰－壮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老实说，现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听说普通话的能力真要让一些北京人汗颜呢！

    从小对各地方言、曲艺感兴趣，也有幸走过很多地方，早就想把自己的感受整理一下，今天借北京售票员的新闻发挥一大堆，无非还是想表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推广普通话，任重而道远！

（南冠草）

新闻链接：北京419路售票员用9种方言报站

文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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