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复杂的科学机械当中，时钟是发明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种。”这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被埋没了六个世纪的时钟机构” 一节中的第一句话。意味深长的是，此书的作者旨在梳理与钟表有关的发展史，而重点则指向北宋元佑年间制造的水运仪象台，这座具有天文观测和演示作用的计时器，所运用的时间分割装置就是机械钟擒纵机构的先导，所以作者的论点是——最初的擒纵机构创始于中国，甚至提出——钟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是错误的说法，因为比水运仪象台更早的8世纪在中国出现的擒纵器，已经运用在当时的计时器中，所以才会有“被埋没了六个世纪的时钟机构”之说。在此，我至少保守地认为，中国人对机械钟的发明是有重要贡献的。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同一章节中，作者对水运仪象台建成近500年后的一个事件也着重记述，当时在澳门的耶稣会士与明朝的中国官员开始见面与接触——“这是世界科学在东亚渗透的漫长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中国与欧洲间伟大文化相互沟通的开始。”当我们再次聚焦到这一历史时刻发生的情景时，除了双方人物的出场，最为闪耀的主角恐怕非“自鸣钟”莫属了，这个在晚明诸多文献中频频出现的字眼，总是表达出西来奇器的一种观念，而没有与过往的中国擒纵器联系在一起。中国人面对这种自动就能鸣响的机械计时器，就像西方人面对中国的丝绸那样，表现出艳羡的神情并充满着好奇的心理。

如果对照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属性，我们可否引申出另外一条道路——钟表之路？而与前者有别的是，后者的路径是从西方到东方、从西欧到中国，这条道路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尤其在18世纪清朝帝王将巨大数量的钟表引入到皇宫而达到巅峰。澳门在这条道路中起到了转折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将西来钟表转口到中国内陆和日本；另一方面，通过钟表的媒介作用，西方的宗教、科技等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燎原。“钟表之路”所蕴涵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如今展开对澳门钟表文化历史的梳理，为钟表之路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也是新成立的澳门钟表协会和澳门钟表历史文化推广协会的重要课题。

钟表外交之肇始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欧洲宗教改革的形成，1534年创立的耶稣会积极向海外传教，尤其在东方开拓的过程中，澳门逐渐成为传播天主教的远东基地，宗教对于自晚明到清代的西方钟表东传而言，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意义，以至于学者金国平、吴志良先生提出“钟表外交”的措辞，而这一现象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引证。

首先是私人交往的物品。今年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来澳440周年纪念。1581年，他在广州将一只发条钟送给当地官员并受到礼遇，另一位重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1552-1610）则于1582年8月来到澳门，同时他也带来了一只发条钟，而此时罗明坚已经与两广总督接触并希望留在肇庆府，但是第一次会见时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1582年年底，罗明坚第二次来到肇庆府并且送上自鸣钟等作为礼物，却换来了在当地临时居住的许可，也为后来在肇庆建立第一座耶稣会院打下了基础。

其次是进献朝廷的贡品。利玛窦进入肇庆后一直希望能够打开传教的局面，为此他采取了科学传教和文化适应的策略，一方面传播自鸣钟等奇器、另一方面改穿中国的儒家服饰，这些都吸引了明朝士大夫的关注，确实为传播天主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利玛窦从肇庆北上传教的过程中，所到之地必带钟表、钟表之奇必受欢迎。1601年，他向万历皇帝进献的两台自鸣钟，不仅讨得帝王的欢心，甚至派人向利玛窦学习钟表知识。这些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现实，最后为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带来转机，他不仅驻留北京直到去世，而且在宣武门建立了北京第一座教堂。

以上的历史记录来自于利玛窦的手稿，当时在中外之间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事务，然而自鸣钟所展现的联络情感、增加互信的作用却显而易见，令自鸣钟具备了为西来宗教开路的外交作用。利玛窦与钟表的事迹，更为后来进驻京城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启发与示范作用，就连后人也把他作为中国钟表业的始祖来看待，可见“钟表外交”影响之深远！

钟表贸易之滥觞

钟表为中国人所喜爱，可谓传教士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澳门作为这些钟表的采购与转口之地，在中西钟表贸易史中的地位卓然。1557年，葡萄牙人允许定居澳门，此地作为广州的外港、中国南海的门户，其中外贸易的枢纽地位无可比拟。葡萄牙人更是占尽先机，里斯本王室垄断了通往中国的航路，随之带来的时钟等货品也率先落地到澳门。在中西贸易的关系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地位，虽然西方大量采购了中国的瓷器等货物，却没有什么大宗货物能够卖到中国来，只有众多的白银流入明清两代。随着大批西方商人来到中国并实地了解消费需求，他们发现价值不菲的钟表可以为西方带来更多的财富，因此具有贸易诉求的钟表之路开始变得更为重要。

17世纪后期，钟表不仅是英国的重要出口商品，也是综合机械制造、音乐、数学原理以及绘画、雕刻等特种手工的科学艺术品。乾隆中期开始，钟表舶来品贸易逐步繁荣，澳门此时已经成为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西方商人的居住之地，而中国官员与文人对于当地的钟表多有描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钟表贸易的品种是多么的丰富，也为今天研究澳门与钟表的历史提供了最生动的案例。1751年出版的《澳门纪略》列举了如下的钟表：桌钟、挂钟、乐钟、问钟以及自行表等，现在看来这些品种应该多是英国制造的，当然也不排除。

1781，英国人小考克斯（John Henry Cox，?-1791）来到澳门，此行是为了前往广州创立钟表商行，因为其父是为中国市场提供钟表的主要供货商，这个商行后来发展为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英、法、瑞士等国的钟表商都服务于这个商行，他们在广州贸易季之外必须居住在澳门，其中有些人甚至葬身于此，比如：小考克斯的合作伙伴比尔（Beale）、“中国市场表之父”伊伯利（Ilbery）以及“大八件之父”爱德华•播威（Edouard Bovet，1797-1849）的家族成员等，如今他（她）们的墓地就静静的位于马礼逊教堂的后面。

钟表技艺之发轫 

礼品和商品在钟表之路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在这条路径中，制钟成为了技术传播和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无疑，澳门也在这个方面占有重要地位。1584年，为肇庆知府造钟的工匠就是来自于澳门的印度人，他与中国工匠的合作可谓传播制钟技术的一个引子。各式教堂在澳门建立的同时，钟楼更是如影随形，对于时间的有形表现，宗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教士与教徒都需要遵从时间来进行宗教活动。当利玛窦在北京以自鸣钟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的时候，明朝官员王临亨却在澳门记录下当地的教堂钟，不过他用了一个特殊的名词——自然漏，因为中国传统的定时器被称为刻漏，当他看到教堂机械钟时，虽然观念上还带有传统认知的惯性，却无法阻挡之后三个世纪内中国人制作自鸣钟的洪流。

进入清代，不断有科技背景的传教士为宫廷服务，而这些西方人多在澳门登陆并停留，其中一些传教士将钟表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北京的紫禁城。165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被派到澳门去采购制钟材料，这位自称为“铁匠和金属工人”的传教士，其实是北京宫廷的机械制造专家。另一位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于1672年从澳门前往北京，他不仅成为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而且在北京教堂内制造了音乐自鸣钟。这些来自葡萄牙又与澳门有所关联的传教士，将机械制造的技术陆续引入到京城甚至是宫廷，为制钟技术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澳门期间整理撰写的书籍，书中多次提到钟表并认为国人应该自制钟表以图自强，可能郑氏并没想到早在400年前，就是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已有钟表匠，而从这里走出去的许多传教士，也把制钟技术传播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因为教堂钟的制造和安装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所以至迟在17世纪初澳门已经具备了制钟手工业的基础。西方钟表匠也有在澳门驻留的例子，比如乾隆末年的英国和荷兰两个使团中，有位叫做珀蒂皮埃尔（Ch.H. Petitpierre-Boy，1769-1810）的瑞士人即是。1867年的资料中还显示了澳门的华人钟表匠人数达到38人，对于面积不大的澳门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钟表之路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宗教之路、贸易之路、科技之路和文化之路，澳门位于这条道路的转折点，不仅起到承前启后的节点作用，而且在当地留下了诸多历史课题等待我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