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代诗歌运动始于朦胧运动，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第三代诗歌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李亚伟为代表的口语诗歌写作。二是以海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三是以崔友明、唐亚萍、伊蕾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写作。包括了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

关键词：第三代诗歌、流派

80年代初叶，我们曾经历了“朦胧诗”第一次浪潮的洗礼，可就在这之后短短的时期里，人们心中的诗的精灵并没有就此安静下来，一个新的无论就人数还是地域都较前更加广泛的诗歌实验潮流，又悄悄地诞生和崛起。80年代中期以后，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在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诗刊诗报，以各种五花八门的名称来标示自我概括的艺术主张，汇成了一股朦胧诗后新诗潮，并造就了一次新的断裂和“美丽的混乱”。他们被称为“第三代诗人”。以至最终形成了被人们称作 “第三代” 或 “新生代”诗的诗歌新潮，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又一次超越。从朦胧诗到“第三代”是一个纵向的流变过程，这构成了“第三代”诗的一种深度背景.

“第三代诗人” 或 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两厢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严格地说，第三代诗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诗群的流派而是泛指前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一大批诗人。他们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往往以集团利益的群体出发尔后又反代、反集团，或努力在个体上趋于成熟后的独立和孤独，或游离于一切社会、文化意义，但他们的统一大旗一直是生命意识即强烈树立个体的趋于完全向内转的本体价值建构文学，是从反民族传统劣根性开始的深层次反文化的泛文学本体思想，是较之前朦胧诗人更加现代意识的本体论上的诗歌革命运动。他们开始以“后文化实验诗”进行实验、反叛，尔后牢固确立了终极生命边缘实验诗歌立场和态度，即先锋诗歌，因此他们是前卫诗人。

他们在诗歌的创作手法上依然受到前朦胧诗人的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原则，比较起来更加具有诗歌运动的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第三代人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在它的每一个向度上，几乎都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诗人。

  第三代诗人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伤感，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因而“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

  在发展过程中，第三代诗人写作大致包括三个群体（以李亚伟为代表的口语诗歌写作，以海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以崔友明、唐亚萍、伊蕾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写作），后又不断分化出更具体的诗歌流派，他们包括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

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也呈现出他们本身独特的特点。他们注意诗歌本体追求，主张诗从个人出发，诗语言与个人生命相对立。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运动，是生命是灵魂，他们关心的是语言运动所产生的诗歌本身。他们反文化意识，用生活中的口语，来高扬生命意识，重视生命体验。非崇高非优美的美学原则，冷抒情叙述性，反讽为特征的表达手段。于是反英雄，反崇高，反意象，反修辞，平民化，口语化成为其诗歌特点。

南京的“他们”诗群：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

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
   “他们”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努力构建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拒绝升华。在诗坛引起争议。他们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反“英雄主义”和反“崇高”，主张华民意识，客观抒写日常生活状态和内心感受。让诗歌回归日常生活，关注现场生活和普通人。强调写作要忠于自己的原初感受和生命体验，看诗是否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于坚曾说“口语化写作就像与自己的父亲、母亲，与自己的工人兄弟说话一样，这种诗歌语言是朴素的、直接的”。

     1986年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发表，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命题，是对“朦胧诗群”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的有力否定。他的诗歌作品如《山民》、《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
    由于顺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势，“他们”这一诗歌派系得到迅速生长，在十余年时间里一直人丁兴旺，其代表人物长期把持诗歌权力，与稳居京城的知识分子诗人一起，瓜分了诗歌流通的大部分资源。应当说，在伪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他们——民间立场派从反崇高、反价值、反文化起家，强调诗歌回到当下、回到现场、回到日常，有一定的先锋性，这也是它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开启了向下的闸门而又拒绝批评的制衡，为最终垮掉埋下了伏笔。

总之，“他们”诗群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海上诗派：

     “海上诗派”在1984年4月诞生于上海，主要成员有王寅、孟浪、刘漫流、陈东东、孙放、周泽雄(笔名天游)、张远山等。
     “海上”的名称由刘漫流提出，暗指“上海”一词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他们在艺术自释里写道：“有人在海上行走。我们就是”。他们宣称“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我们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海上诗派的诗歌作品集有《海上》、《大陆》、《城市的孩子》、《广场》、《作品》等。

“海上诗派”崇尚孤独感,诗是他们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他们的作品倾向于发掘“无根”的纷乱城市对人所产生的压力,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恢复人的魅力” 。“海上有冰川在成长”　是这群深陷于都市，感到孤立无援的诗人自塑的形象，表达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对生存环境的抗拒心理。

莽汉主义 ：   

1984年初春,”莽汉”的诗歌流派由李亚伟等人创立，主要的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
    莽汉主义显示了一种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态，他们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是他们诗歌的心理基点，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们诗歌的鲜明标志。是一种以追求生命的原生态为特征的诗歌流派。莽汉主义抛弃风雅，主张对生命意义的还原，反对以诗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主观的美化。第一代口语诗歌基于价值反叛精神，确立了口语诗歌的三个重要特征：“解构”、“民间”、“现场”。

八十年代后期，口语叙述的诗风借着西方的新异之声和对台湾诗坛的文化交流的新际遇散播开来，新潮诗人们重新调整自己，以一种客观的诗性言说揭开了新诗史上的新的帷幕。以更决绝的姿态证明着关于诗歌，他们所具有的建构能力。商品经济的冲击成全了诗歌这种回归的可能，十几年来，口语诗抢夺了诗歌的话语权，并在无数次的论争与摩擦中，形成了口语诗自身的理论体系以及与时代相附合的意识潜在，同时借助网络这种技术革新力量，也使诗歌发生了某种变异。

1986年莽汉主义作为诗歌团体组织终止了活动而宣告解散，但是莽汉主义却留了下来。莽汉主义自诞生以来也受到一些文学界人士的批评，但是它的存在对当代诗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于1986年5月创立于四川西昌--成都，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为首发起。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主要刊登于由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这一诗派是第三代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诗学流派，其人员构成及分化流变十分复杂。

    在诗学主张上，“非非主义”最初以反文化、反价值起家，从1989年开始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后，“非非主义”进一步走向成熟，之前为“前非非主义”，之后为“后非非主义”。在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诗歌进程里，无论是前非非的反文化、反崇高、反价值，还是后非非的“红色写作”，非非主义不断变构，保持了先锋写作的反叛姿态和巨大的创造活力。认为审美判断力是一

种天赋,艺术审美是一种直觉，它不能学习，无法从知识中获得。

    非非主义倡导“想入非非”的写作意境，其写作倾向是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但他们对诗歌的目的性始终是鲜明的。非非主义诗人注重语言实验，强调语言还原，强调对声音的前文化探索，对语言符号的前文化探索，它恰恰不注重语言符号的文化含义，不主张在诗中“谈”出什么“意义”。

非非并不是一个风格接近的同仁式的写作模式，它的成员之间存在巨大的特征差异，这种因为某种偶然而形成的差异恰恰是非非有别于一般流派特征的有趣地方。这无论是在早期非非诗人还是后非非时期的诗人身上，都可以得到验证。我想，也许正是这样的差异，才构成了非非巨大的张力和剪力。因为绝大多数非非成员相信这样的价值圭臬：那就是以红色写作为基本尺度，从而展开纯粹个人化的叙述。
    “非非主义”精神包含三个意思：一是它的革命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彻底解构；然后是它的变构意识，即从语言变构到价值变构到红色写作和21世纪写作，最终达成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变构；最后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认同非非主义精神的人和诗，一概采取包容的态度。非非不是一个固定的圈子，它是一个不断强势延伸的开放体和包容体。

非非的写作是一种使命，那就是承担的使命。它承担着对御用写作、帮闲写作、下半身等等写作的清理和打扫。既定的格局在由无视非非存在发展到不得不留出非非的位置，但非非并没有对此抱以好感。因为它完全不屑于这种“招安”的仪式，自然不会勇做格局的良民。
    非非是强势文化的表率，被格局压制几乎是宿命式的，它已经习惯于在锋刃上行走和舞蹈了。“非非格局”实际上是与真正的传统文化贯通的，那就是在思想上切入的、不妥协的、复仇的精神；在写作上透明的、动词的弹跳！

早期非非的部分口语化写作是对非非主义 精神的背离，近20年的历史证明，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大格局”在后非非时期得到了越来越多成员的认同。非非是以自己的大格局来打破、改善大文化格局的，它不仅仅是诗歌的非非，而是文学和文化的非非。

整体主义：

1984年夏天，在朦胧诗逐渐式微之后，石光华、渠炜和杨远宏等在四川成立了自称为“整体主义”的诗歌社团。

石光华、渠炜均是提倡过现代史诗的诗人，这时他们提倡整体主义诗歌，不免仍带有现代史诗的精神内核，即宇宙生存整体的显现。整体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存在形式。它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与整体的联系和生成，只有包括人在内的整体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存在，人也只有超越自身的存在而上升到整体的层次才是真实的，强调世界整体对有限个体的包容，提倡整体主义思想在诗学域中的还原，并强调直接面对整体向存在开放，及对具体生命形态和人类现存生存状态的超越。

[结束语]：无论是哪个群体，哪个流派，在第三代诗歌洪流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抒写了当代诗歌的新篇章。他们创造的美学原则、叙述方法和表达手段，以及理论体系至今影响着后来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