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死了谁最该感到高兴？

纵然文局长有日天的能耐，这次是死定了。

文局长之死在常人看来，最该感到高兴或最应当表示高兴的当然是广大的民众。因为文强之死，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又一重大胜利，是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又一重要标志，是打恶除黑行动的又一阶段性成果，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尊严的又一重要体现。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份量，民众当然会“敲锣打鼓放鞭炮、手举横幅去游行”了。

其实让老李说，最该感到高兴的不是民众，而是那些昔日和文强沆谶一气，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至今仍逍遥法外的官家们。这不是老李瞎说，这是文强自己个说的。

文强在临死前的一次谈话中说：

　　“......以前曾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死在那些死刑犯家人的手中，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跟我结过梁子的那些人量他们再恨我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吃我这碗饭的人也跟我来这一手，落井下石。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不杀我后患无穷。我死对他们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赔上。......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强马上死去......”。

　　“......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 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说白了：我贪的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但我替那些人办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办的，有些还要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没有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

　　“......当年他们说我是英雄，我其实只是在卖力地工作而已，但他们叫我当英雄我就不能不当。现在他们又说我是罪犯，我敢不去当这个罪犯吗？......”。

　　“......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昨天重庆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当年我办了张君案后重庆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吗？我看三年后他们还要不要放鞭炮。到那个时候那些出卖过我的人恐怕会念叨我的好处了。到那个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会觉得还是我文强好一点。......”

　　“......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说一个小孩子在外面偷了一苗针，拿回家后那孩子的母亲不但不责备还说那孩子聪明。那孩子被他母亲宠坏了，惯坏了，长大后成了个罪犯。等到他犯案要被砍头那一天，他恳请他母亲最后喂他一次奶。结果他把他母亲的奶头给咬掉了，说他恨他母亲当年不管教他，导致他最后被砍头。现在我的头也快被砍了，我该去咬谁的奶头？......”。

人们常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悲。”透过文强的“将死之言”，我甚至觉得文强其言不但悲，而且怨，更有恨。以文强之权力之地位，完全可认称得上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了，那么，他所说的“很多睡不着觉”的人、“我可以把他们拉下水”的人、“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强马上去死”的人、“嫌我那点脏款、字画寒酸的”人、“最后要把我摆平”人、“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的人、甚至想去咬他的奶头的人......又是谁呢？我想一定是那些对文强的死感到最高兴的人。不过可以肯定，“拍手称快”的那帮老百姓绝不会在此列，民众高兴基本上是瞎高兴，穷高兴，高兴得让人莫名其妙。一介小民连活都没有活明白，官场的事儿他们能知道多少？他们又能明白多少？当年杀袁崇唤的时候，北京的市民就特别高兴－－尽管那是自折民族脊梁、自毀长城的千古奇冤！

透过文局长的将死之言，我即感到他很可恨，也很可怜。可恨的是他毕竟犯下了众多不可饶恕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怜的是到死这位“老大”还说了那么多没用的屁话！

　　“......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不要再姓文了，改姓别的，子子孙孙以后再也不要从政，不要当官，远离功名利禄。平淡、平安才是福。”

这话听着耳熟。记得《铡美案》中包公劝秦香莲时就曾说过类似的话：香莲啊，领着孩子回去吧，从此后只管让孩子勤奋读书，千万别让他们再做官了！

不姓“文”尤如不姓“秦”，这点相信文家的后代不难做到，但面对权力如天的社会，做不做官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