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古文明发现史》译后记

历史是生活的教师，所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而考古则通过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揭开厚重的尘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和细节。如果说历史是“教师”，考古就是个勤奋、扎实、细致的“助教”。

都说“文史哲不分家”，了解考古与历史，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上的三大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比如，人们在讨论人类起源问题时，会有不同的说法，而考古学家在非洲大陆发现了许多猿人化石，使我们对于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由于年代实在太过久远，那些年代常常是以上万年的差距来衡量的，本书第二十九章的故事讲述了考古学家利基夫妇1959年在坦桑尼亚的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和劳动工具，经过科学的测定方法，把年代定为距今175万年。1972年，在肯尼亚发现的猿人头骨、腿骨化石和石器，则把年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60万年。

放在这么久远的人类历史中来看待自己，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你是不是能得到一个不同的视角呢？

“考古”并非一般人以为的“挖宝”，而是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提供依据，也让历史片段有个年代归属。比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交叉断代的方法，即用已知年代的物品来判断某个定居点遗址的年代。

我们高兴地看到，因为和中国的交往，有些地区的历史故事得以保留和讲述。在本书第三十九章中，作者描述了考古学家们在考察柬埔寨吴哥窟大范围的地貌时，利用新发现的池塘和一个中国来客在1295年至1296年间的描述，估算出大约有4000人曾经居住在吴哥窟的主要围墙内。幸运的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保存比较完整，浩瀚的古籍让中外文化交流的故事和历史记载得以流传下来，成了境内外考古可以借鉴的资料。

文物是构建历史时间线的重要依据，在本书第三十九章中，作者提到，考古学家们在非洲发掘大津巴布韦遗迹时，刚开始很难断定遗址的年代，后来在发掘的壕沟里发现了从东非海岸带过来的中国瓷器的碎片，而从瓷器的图案可以给这些碎片定出准确的日期，于是，考古学家们肯定地指出，大津巴布韦的年代为公元16世纪，或者再稍早一些时候。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2016出版的《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The Fifth Beginning：What Six Million Years of Human History Can Tell Us about Our Future）一书中说，考古学家的思维方式是观察物质遗存分布的空间和时间模式，运用这些物质遗存重建过去人类的生活。考古学家假定，新的物质类别的出现——诸如石器、陶器、方形房屋、正式的宗教建筑、汽车、电子产品和印刷文字——都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以及相关的变化。

这些生动的故事和言简意赅的理论，让人读后倍觉眼界大开。

读书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而翻译则像是研究一本书，不仅需要在文字上精确地解读，更要在内容甚至专业上融会贯通。当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有位老记者曾对我说，一个好的记者，就是要能够和各行各业的被采访对象至少就对方的行业谈论半个小时以上而不让人觉得你是个外行。同样的，一个好的翻译，至少要在其翻译的领域能和该领域的专家对话，不但要能够熟悉该领域的外延和内涵，也要熟练掌握该领域特有的词汇、语意、行话、动态、发展、变迁，总之，要成为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当然更不能只是一个偶尔探头探脑看上那么一眼的路人甲。

“信、达、雅”是翻译努力追求的目标。让每一部译作都能达到和原文媲美的程度，让中文读者除了接触到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外，还能读到精准、简洁、优美的文字，享受阅读，快乐阅读，这正是翻译和出版的价值所在。

在本书翻译中，我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甘露则在对原著的理解、资料的整理和校对、译文的把握和通读、跟编辑与出版社的沟通与跟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上海读客文化有限公司的编辑沈骏、赵芳葳、许凯南，人民日报出版社资深编辑林薇，他们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诚然，译作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翻译促使我精读，而读书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也代表了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听从自己的内心，心无旁骛，志存高远，这是我人生不变的理念，哪怕外界喧嚣嘈杂，哪怕世间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则“帝力于我何有哉”？！

刘海翔

2019年12月于厦门华厦学院半月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