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术情结

   儿童对画画的喜爱是与生俱来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县城的学校上小学，各科的教学都正常进行，美术和手工是我喜爱的科目。我在学校认真上了美术、手工课后，回家还热衷于完成自己的构想，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画出自己梦想的画，用硬纸壳做了一个只是在电影中看见过的小提琴。

   到了高中，我被老师推上了“办刊”的岗位，校团委和学生会还郑重地发给我办刊聘请书，美术在实践中熟练，书写在运用中提高。

      1965年上了师范学院数学系，1966年2月又被学院团委、学生会聘为办刊人员。此后几年，风起云涌，史无前例。办刊、写大字报成了主旋律，我和同班的田同学忙得不亦乐乎，美术、书写能力水涨船高。

     1970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大山区兴山县劳动，成了山村学校垂涎的“香饽饽”。按上级的规定要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劳动了半年多，生产队的干部便将我们抽调到大队学校教书。

   学校领导叫我为公社即将举办的“阶级斗争展览”画一组画，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调离这个公社十余年后，听说公社文教组还将我画的画保留着。

   在劳动即将期满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我又被抽调到县城参加办展览，在此期间，参加了宜昌地区举行的一些美术活动。

     1971年，我被分配到更加艰苦的高山区中学，在那里又奉命为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画了一组《盗跖与孔老二》的漫画。

     1972年，中央以陕西户县的农民画为旗帜，在全国掀起了办画展的热潮，县里趁势召集美术人才，号召大家都参与到画画的政治运动中，我又参加了兴山县及宜昌地区的一些活动，并在学校抓紧课余时间画画。当时画的一幅展示学生在整理自己收获包谷的画《丰收》被选入宜昌地区展览馆展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行各业都逐步走上正轨，我放下了画笔，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在数学教学中，画画的功底也给教学增光添彩。当我随手一挥，一个标准的几何图形就呈现在黑板上时，学生的惊叹声让我无比欣慰。

   殊不知若干年后，我的大外孙竟然迷上了画画，从一个重点高中的理科生转身考入了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