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是学物理的。从小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对宇宙感兴趣。小时候跟着他，在教学楼的楼顶，用实验室望远镜看星星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从那时起，就开始怀有宇宙苍茫而自身渺小的苍凉感。每每深夜，想起自己若微尘漂浮于无边无际的宇宙，不禁清泪滴答。曾想，把青春年华一生一世都献给天文台，和静寂的宇宙对话。不料，却诸事落空。到现在，住在城里，连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看不见了。然，对宇宙的爱永不停滞，永不懈怠。

读到吴忠超《宇宙随想录》，非常喜欢。赶忙找出曹天元的《量子‘物理史话’》一书。读了读，依然智商限制。还是读吴忠超这篇美丽的文章吧。

when the stars were falling down.

我们生活在美妙的宇宙中。早在约公元前400年，列子就通过他作品中的人物说过，“天之于民厚矣!”；在中世纪，圣芳济各(1182-1226)写下《太阳歌》赞美宇宙或造物主对万物的恩惠。圣芳济各被尊为环保的鼻祖。

　　自然总是美丽的，世上一切丑恶都是人为的，而人为的并非都是丑恶的，也许科学艺术是宇宙孵育的最美之花。

　　宇宙一视同仁地为所有的生命提供居所，因此人们对它的感恩多出于形而下的层面。其实宇宙还为我们的精神预备了家园，而人类高于其他生命之处仅在于形而上的追求。

　　我们生活其中的宇宙是如此之奇妙,仿佛是被特地设计来容纳生命(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我们)去鉴赏它。这个设计显然比任何设计都伟大。关键问题是,谁是设计者?

　　在界定何谓上帝之前，问上帝是否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按照许多人(包括爱因斯坦、霍金)的看法，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格化的个体，那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是指无例外地制约万物的规律，那么上帝是存在的。这就是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

　　不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品格的上帝还能称为上帝吗?

　　缺失宇宙宗教情感的行为者只能称为匠人，无论他是在从事科学还是艺术的活动。这也许是科学艺术未能在东方文化中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将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取代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论，则自在之物就是多余的了。由此在科学层面，发现就和发明相融合。在社会学层面，历史主义就该寿终正寝了。

　　历史主义的终结对于人类是一种解脱，它彻底摆脱了乌托邦的宿命，不管是哪一种的，所谓好的还是坏的。

　　在量子论中，尤其在费恩曼的历史求和中，现实是可能性的凝结。现实和虚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历史在自身的探索中进展，它没有目的，更无所谓的必然之路。

　 　在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中可有多个实在，也可以没有实在。我们可以将这种实在论视做实在的相对论。它是一种最彻底的相对论。人们习惯于独力于观察者的唯一实在。可是所谓的唯一实在和量子论相抵触。量子论经受了所有的挑战，要战胜量子论真是谈何容易，所以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论难免被抛弃的命运。

　 　研究宇宙的最困难之处在于，研究者处于宇宙之中，无法用物理学的隔离法把观察者和对象区分开来。研究思维的最困难之处在于，思维本身就是思维的对象。在广泛的意义上,这些理论必然是“非线性的”，犹如广义相对论。在思维学的这个意义上，哥德尔的不完备性理论才迈开了第一步。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也许只要推迟五年即能被发现，而广义相对论的发现很可能要再等待五十年甚至更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发现终究是会实现的。这和艺术创作不同，萨福的情诗，俞伯牙的高山流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杨花词，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交响乐，梅兰芳的京戏表演，如果没有出现就再也不可能出现。可以借用苏轼对转瞬即逝的场景或灵感的感叹:“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由此我们还可以猜测，无数艺术珍品永远沉没在可能性的海底深渊，而浮泛在水面上的绝大多数是渣滓。艺术欣赏本质上是躲避庸俗。因此我只看可择的文字和图像。

　　自在之物在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发现和发明就无法区分，所以关于科学规律终究要被发现的说法要相应地改变。若无爱因斯坦，也许广义相对论永远不可能被发明/发现。

　 　宇宙和万物一样必须服从物理学的定律。万物的演化须要边界或初始条件，这个条件可以由外界任意选取，所以不是研究的对象。宇宙又和万物不一样，它是唯一的,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更精确地讲，它没有之外。这样宇宙的边界或初始条件是唯一的。最好的方案是霍金的无边界设想:“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没有边界。”《时间简史》把上帝摒除于宇宙事务之外，与此同时，它似乎也把我们从宇宙的其实是一切的事务中摒除出去，《大设计》却让我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万物之灵，参与创生不仅将来的而且过去的历史。由此宇宙才不再是冷漠的，而是温馨的了。

　　生命的新陈代谢是观念更新的最有效办法。后人会觉得前人在旧观念中的挣扎极为可笑，就像我们觉得一百沉浮年或三百年前这个种族为留头留发而争论一样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