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和案发之后，我写文章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曹大和。曹大和的悲剧在于公民权利在强权面前无奈及苦痛，只能通过沉默来任人宰割。当列车长及成警一圈圈的把这个农民工绑起来的时候，曹大和选择了沉默，他没有什么抵抗，他的同伴选择了沉默，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兄弟活活的被绑架，最后无奈的离开这个世界。

    邓玉矫案事发后，几个人向我约稿，我一直沉默，那一段日子自己身心憔悴，我知道自己无法面对那样的残酷。只能尽量避开类似的新闻。直到今天听说：邓玉矫也成了敏感词汇，也会有碍和谐社会。才不得不开口要讲几句。

   北京律师被江津警察暴力殴打，我说了很多，有点嘴唇发干，喉咙发哑。不单单是因为自己是当事人，还因为这件事彻底的伤害到了很多法律同仁的感情，这是一种对建构法律理想社会的暴力摧残。

    毫无疑问，三者太多共通之处，首先都是弱势群体，农民工曹大和自不用说，他不单单是在火车上的弱势群体，还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在面对捆绑时，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平日里太多这样的捆绑。邓玉矫，一个弱不经风的贫家女子，迫于生计，只能辗转于洗浴中心之类的地方。来这里的人多半是肥头大耳，粗声粗气。他们消费一次的钱大概比这个弱女子一个月赚的钱都多。她弱小的身体无力承受屈辱。北京律师，当然是弱势群体，否则，江津警察何以肆无忌嗲的暴打，我曾写文说; 律师拥有的只有法律。在一个不讲法律的地方，你这工具更本派不上用场。在暴力面前，北京律师充当了一次曹大和、邓玉矫。

      其次，三者都是被权势所欺压，曹大和是被列车长和乘警，邓玉矫是被飞扬跋扈的官员，北京律师是被当地恶警。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清晰的表现在官与民的矛盾，警察于百姓的矛盾，政府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日渐凸显，彼此关系由不信任、分歧走向了彻底的断裂。邓玉矫案件尤为明显，这种民众的诉求与官的专横就像两个对峙了很久的对手，处处交锋。民众对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信任，哪怕是政府善意的行为。

       三者的区别在于，对待这种这种紧急的救济方式不同，这与三方的个体经历有直接关系，从救济速度来看，邓玉矫的私力救济最为直接迅速，曹大和采取沉默的方式，最后冤死在铁路上，北京律师事后的维权，很可能不了了之。当然，邓玉矫的救济风险也最大，一个弱女子，拿起刀子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