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主要成员有三部分人：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象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象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三是清华、北大等校的其他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象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这些成员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趋向和主张，在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具体来说，在文学观念上，京派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而是强调文学有着独立的人性的、美的价值。京派的文学创作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多地表现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质疑和批判，风格淡远隽永，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京派的主要阵地有：创刊于一九三一年、由废名，冯至编辑的《骆驼草》，沈从文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接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由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编辑的《水星》，创刊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朱光潜编辑的《文学杂志》。

    京派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代表是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废名、沈从文、芦焚、凌叔华、林徽因、萧乾。

1. 小说

    废名 

    废名是京派小说的开山祖师，他的充满田园牧歌风味和意境的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竹林的故事》、《桃园》和《桥》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些小说用冲淡质朴的笔调表现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宗法制农村社会，表现带有古风的乡间人物的淳朴美德。但在诸如《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桃园》等小说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乡土小说的的痕迹，它们除了赞美乡村社会人情和风景之美，也还流露出一丝对人物不幸命运的惋叹，所以这些作品笼罩着一种淡淡的悲哀。《桥》是废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上篇写于1925年11月到1930年3月，下篇没有完成，9章在1932至1939年间陆续发表。这部小说没有整体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都是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上篇写小林的乡塾生活以及他和琴子两小无猜的岁月，下篇写小林在十年后重返乡里后与琴子以及堂妹细竹之间的微妙的感情。表面看他们之间似乎是一种三角恋爱关系，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却丝毫没有紧张的冲突，三个人也就是在一起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宛如神仙中人。没有连贯的故事框架，使得《桥》更像是诗而不是小说，朱光潜就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废名笔下的乡村世界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乡村，不如说是他梦中的世界，所想象的一个乌托邦世界，这是一个宁静、和谐、纯美的世界，即使有那么一点点阴影，但也只是用来反衬出其中人物的随顺自然、乐天知命的生存智慧。

    周作人曾指出，废名小说独特的文体价值在于“文章之美”，他的小说深受古典诗文的影响，废名自己就说过：“我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以写诗的手法来写小说，首先是使他的小说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这也是废名小说难懂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使小说充满了诗的意境。废名的这一路小说开创了诗化小说的先河。对沈从文以及汪曾琪都有直接的影响。

    废名小说的另外一路是“莫须有先生”系列，即两部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前者写于废名在北京西山隐居求道的时期，充满了奇思妙想的禅悟，完全不是写小说的笔法，而是“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趣”，简单地说就是乱写的，但乱写能写得有趣，似乎也只有废名能做到。这部书是极其晦涩而著称的，但废名自己却认为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抗战胜利以后废名回到北京后所作，以散文的笔法叙述了他在抗战时期避乱于黄梅山中的经历，夹杂着废名本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这部小说在风格上和《莫须有先生传》很不相同，不追求《莫须有先生传》的那种奇僻生辣的效果，而是以沛然流畅的散文写成，所以毫无窒碍晦涩之感。

    刘西渭说：废名是“真正在创造……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文学世界确实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角落，但这里却自有一树好花开，只有知者能够欣赏了。

沈从文

    沈从文的文学贡献在于他用小说和散文创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湘西世界”。他是以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眼光来观照湘西世界的，这使得他的“湘西世界”呈现了独特的形态。2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在叙述自己故乡的风土人物时，采用的是一种跳出其外、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抱着启蒙的态度，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乡村，结果看到的只是乡村世界的破败、凋敝、腐朽和落后，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则是愚昧的、麻木的。沈从文当然也不会不看到乡村世界的腐败的一面，但是他的全部力量却用在了对乡村世界中富有活力的、健康的、和谐的因素的发掘上，他用全部的爱来描画这个世界，所以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乃是一个宁静、和谐、美好的世界，代表着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湘西”就是沈从文精心建造的一座供奉人性的神庙。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人物，农民、兵士、水手、妓女等等，都是生气勃勃的人，即使有不幸和悲哀，他们也都能坦然地承受，随顺自然，乐天知命，决不会因此而败坏对于生活的盎然趣味。这是一种既勇毅又合乎自然的人生态度，从中映现的是一种茁壮、坚韧、明朗的人性，这正是沈从文所赞美不已的。在这些人物中，最出色的是《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这样的小女人，她们都是作者美的理想的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无比的美好。这些小女人正是“湘西世界”的精魂所在。

    与这个“湘西世界”形成对照的现代都市世界。在沈从文看来，现代都市文化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掩饰的、做作的文化，恰与民风淳朴的湘西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写上流社会和上层家庭的无聊、糜烂的生活，一是嘲讽高级知识分子，前者以《绅士的太太》为代表，后者最出名的作品有《八骏图》。沈从文甚至认为都市文明是一种“阉寺性”文明，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代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都市的“阉寺性”所映衬的是湘西人的雄强的人性。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表现了沈从文对中华文明的忧虑。

    正如汪曾祺所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种理想化了现实，是不能当作现实来看待的，它毋宁说是寄托了沈从文对于世界和生命的全部美好想象而铸造成的幻想世界。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世界所对照的恰恰是现实的丑陋，让人们从这个美的世界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沈从文塑造湘西世界的用意所在。

    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具有诗意特征，有人称之为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他的小说不重情节和人物，而是善于调动叙述主体的感觉和情绪，来营造一种充满诗意的氛围。所以他的小说通常不直接进入故事，而是先交代环境，为人物的出场造境，最终达到人与境的交融。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也颇有特色，长句精确、曲折而富有韧性，短句活泛而有灵气。文气绵密而又坚韧，很有质感。

    京派的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小说家是芦焚(原名王继曾，字长简，四十年代改笔名为师陀)。他3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1936年获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有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里门拾记》、《落日光》。芦焚是另一位以“乡下人”自居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主要描绘故乡河南乡村小镇的景象，但与废名、沈从文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中原农村就不再是一个牧歌般的田园乌托邦，而是一个衰败、荒凉的“废园”世界，“一个荒旱兵匪，土棍恶绅，孤寡老弱的凄惨世界，一切只是一种不谐和的拼凑：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刘西渭在《读〈里门拾记〉》里说：城里人读了这些小说，仿佛上了个大当，跌进了一个大泥坑，没法举步，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脱脱的现实，“只要我们随便走下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我们就会遇见一滩滩的大小坑，里面乌烂一团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无数苦男苦女的汗泪！”他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厌恶又留恋，厌恶的是那里的人事，留恋的是那里的自然风景。芦焚小说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富有诗意，特别擅长描画乡村自然风景，在朴素简练的描绘中含有萧索的诗意，所谓“中国箫笛的绵长的悲音”。二是讽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他所讽刺的是乡村世界中的愚昧落后凶顽，特别是那些有势力者，即基层官吏、地主恶绅。

    师陀在4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果园城记》和《结婚》。《果园城记》出版于1946年，但第一篇却写于1938年，所以里面的18篇小说，其实在8年中写成的。这些作品写一个小城的历史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小人物的命运，内容与格调与其30年代的作品是很相近的，略有不同的是作者的怀旧情绪是愈加浓厚了，在凄凉中也带有一丝温暖。《结婚》是一部讽刺长篇小说，写一个来自乡村的青年胡去恶为了结婚，为了在上海立足，努力打拼，结果却是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可悲地死去的故事。这部小说对40年代上海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和精神心灵有相当入骨的讽刺性的描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叙述颇有新意，上卷由胡去恶写给他的结婚对象林佩芳的六封信组成，下卷改用第三人称叙述，与上卷互为照应、补充，叙述视角的转换使人物的性格、形象在上下卷构成了一个逐渐丰满的发展过程。

   京派的另几位小说家有萧乾、林徽因，萧乾主要写城市中的下层人的生活，他们的艰辛困苦以及不平等的遭遇，这些小说带有萧乾本人的情感体验，格调是比较忧郁的，这是他构成小说诗味的主要来源。林徽因的创作则因为她个人生活经验和视野的限制，显得格局不大。

2.诗歌

    京派诗歌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汉园三诗人”身上。1936年，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合出了一本诗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文学史上称这三位诗人为“汉园三诗人”。何其芳的早期诗作主要抒发青春的忧郁和感伤，有对爱情、梦等一切美好之物的憧憬以及预见到它们的最终破灭而感到的忧伤，这些诗能够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精神与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传统结合在一起，非常的精致，空灵而幻美。

    卞之琳的诗是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他的诗歌富有理趣，善于在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哲理性的内容，《断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些诗在当时被称为“新的智慧诗”。因为追求诗的理趣，卞之琳的诗歌里面几乎看不到抒情主人公的存在，这就构成了他的另一个特点，即“诗的非个人化”，他在诗歌里面很自觉地将个人藏匿起来，力图将西方小说化、典型化、戏拟化的“戏剧性处境”与中国旧小说的“意境”融汇。卞之琳的诗歌主要受瓦雷里、艾略特等后期象征派的影响，是跨越后期“新月派”和三十年代后期的“现代派”诗歌的一座桥梁。

    京派中另一位写“智慧诗”的诗人是废名。他的诗主要表现禅理禅趣，捕捉在日常生活中的刹那间的感悟。像代表作《十二月十九夜》就是写自己面壁打坐时的体验。

3、散文

    京派散文方面除了周作人师弟之外，值得一提是何其芳的《画梦录》，它在情调内容上是与何其芳的诗歌一致的，它的贡献主要是在文体的实验上发展出一种“独语”的调式，在黄昏或深夜吟哦孤独与寂寞，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内心世界，这个封闭的世界既脆弱又美丽，根本就是一个梦，正因为作者也认识到这个精心打造的世界终究是虚幻的，所以他的笔调就不免染上了忧郁和悲哀。

李广田的散文与何其芳不同，少了雕琢的痕迹，而是追求朴野无奇的境界，“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和真实”。他的散文在内容上主要是书写山东故乡的风物人情，文笔朴实浑厚。

4、批评

    京派批评家除了周作人之外，主要有刘西渭、沈从文和朱光潜。刘西渭的批评是典型的印象批评，注重于自己的审美体验，由于他拥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直觉，同时本人又拥有创作的经验，所以他的批评常常能做到切中肯綮，深入而精到。另外，他的文字也非常的优美，读来是一种享受。沈从文的批评与刘西渭有共同之处，同样注重审美体验，但是他除了坚持文学“趣味”的纯正外，也很强调文学的道德感，所以对海派有很严厉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比较锐利，但像《郭沫若论》这样的文字就未免过于伤人了。朱光潜的批评与上述两位较相近，但个性表现得不是很充分，典雅不如刘西渭，犀利赶不上沈从文。

    京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注重对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评判，又带有批评家本人的丰富情感体验，所以是颇为可读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印象式批评，批评的视野还是稍狭窄了一些，对社会历史的洞察力似乎也欠缺了一点。这在沈从文那里表现得更为充分些，他本人对自己洞察社会历史的眼光是颇为自负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的生活经验也许是够丰厚了，但历史感却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