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奴隶制

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格老秀斯说，如果一个个人可以转让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主人的奴隶；为什么全体人民就不能转让他们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呢？这里有不少含糊不清的字样是需要解说的。让我们先说说转让这个词。转让就是奉送或者出卖。但一个使自己作另一个人的奴隶的人不是奉送自己，而是出卖自己，至少也是为着自己的生活。可是全体人民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国王并没供养臣民，相反是从臣民那里取得他自身的生活供养；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国王的花销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难道臣民在奉送自己人身，是要把他们的财产也被夺走为条件吗？我看不出他们还剩下有什么东西可保存的了。

有人说，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就算是这样；但如果专制主的野心给他们带来战争，再加上专制主无餍的贪求，管理的混乱，这一切之为害人民更有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的话，那末人民所得的是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的本身很悲惨的话，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的洞穴中的希腊人，在那里面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他们只是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吞掉。

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理由很简单：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说全国人民也都这样做，那就是假设举国皆狂了；而狂人是不能转让权利的。

纵使每个人可以转让其自身，他也不能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而外，任何别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孩子在达到有理智的年龄以前，父亲可以为了他们的生存、为了他们的幸福，用孩子的名义订立某些条件；但是却不能无可更改地而且毫无条件地把他们奉送给人，因为这样一种奉送违反了自然的目的，并且超出了作父亲的权利。因此，要使一个专制的政府成为合法，就必须让每一代的民众都有机会决定是承认它还是拒绝它；但是，那样一来，这个政府也就不再成其为专制的了。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简而言之，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样的约定，是无意义的，是自相矛盾的。对于一个我们有权向他要求一切的人，我们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难道不是清楚明白的事吗？难道这种既不等价又无交换的唯一条件，其本身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的无效性吗？既然奴隶的一切都属我所有，他有什么权利反对我呢？他的权利也就是我的权利，那末，我的这个权利反对我自己，不是毫无意义吗？

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来了这种所谓奴役权的另一个起源。照他们说，征服者有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但被征服者可以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约定似乎要更合法，因为它对双方都有利。

但是很显然，这种所谓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无论怎样都绝不会是战争状态的结果。人类不是天然彼此为敌的，因为，人类在原初状态是相互独立的，彼此间没有太多的往来，不足以构成和平或者战争状态。构成战争的，乃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既然战争状态并不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既不能存在于还根本没有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之中，也不能存在于一切都处于法律权威之下的社会状态之中。

个人之间的殴斗、决斗或者冲突，这些行为不能构成一种战争状态。至于被法兰西国王路易第九的敕令所认可的、但被“上帝的和平”悬为禁令的私人战争，那只是封建政府的滥用职权，它如果曾经是一种制度的话，也是一种违反自然权利原理并违反一切良好政体的荒谬的制度。

因此，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总之，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

这项原则也符合一切时代所确立的准则，以及一切文明民族的通行的实践。宣战不只是向国家下通告，而且尤其是向它们的臣民下通告。外国人，无论是国王、整个民族，或者个人，不是对着政府宣战，而是进行掠夺、杀害或者抢劫臣民的，那就不是敌人，只是强盗。即使是在正式的战争中，一个公正的君主尽可以占有敌人国土上全部的属于政府的财物，但是他尊重个人的人身和财富；他尊重为他自己的权利所依据的那种权利。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有时候，不杀害对方的任何一个成员也可以消灭一个国家。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的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并不是格老秀斯的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而是得自事物的本性，并且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至于征服权，则它除了最强者的法则而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基础。如果战争根本就没有赋予征服者以屠杀被征服的人民的权利；那末，这种他所并不具有的权利，就不能构成他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利的基础。如果说我们有杀死敌人的权利，那也是在能使敌人成为奴隶的情况下，从杀死的敌人的权利中衍生不出将其转化为奴隶的权利。从而，使人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胜利者对之并没有任何权利的生命，那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了。根据奴役权来确定生杀权，又根据生杀权来确定奴役权，这岂不是显然陷入一场恶性循环了吗？

纵使假定有这种可以杀死一切人的可怕的权利，我也认为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奴隶或者一族被征服的人民，除了只好是被迫服从而外，对于其主人也完全没有任何义务。征服者既然攫取了他的生命的等价物，所以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恩德；征服者是以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摧毁来代替了毫无所得的杀人。因此，征服者远远没有在强力之外获得任何权威，战争状态在他们之间依旧继续存在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建立在不存在任何和平条约的假定之上的。他们之间是有个约定；但即使有，这一约定也远非消灭战争状态，而只是假定战争状态的继续。

于是，无论我们从哪种意义来考察事物，奴役权都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因为它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词是互相矛盾的，它们是互相排斥的。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