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柴静

柴静：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这是个大挑战：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去认识人理解人。我到《看见》之后比较多的反思，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安娜·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巴莱、安德森·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

“平常”的柴静多出现于和一帮“老男人”的饭局，采访的这周她刚好有些闲暇，连续五天安排的饭局是：老六（张立宪，《读库》主编）、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批评官员的尺度》）、罗永浩、土摩托（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

柴静：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的确如此。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起码能够保个暖啊，也不会让人反感。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我是一个女性，我希望美丽一点儿，悦目一点儿。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

柴静：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后来能考上长沙铁道学院已经不错了。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你还比较空白，所以日后你学新东西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力。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