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没有一种不通过蔑视、忍受和奋斗就可以征服的命运。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历经磨难，在外流浪数十年，终得以重返祖国，再振雄风。

他最初便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士。申生之难，父亲竟要杀死自己，蒲城人欲战，而重耳却不愿与父亲兵马相见，他叹了一口气：“吾其奔也。”用自己的浪迹天涯换取心中的无愧，这是重耳的孝道。

重耳亦有情有义，处狄12年，他与叔隗情深意切，临行时却对她说：“你等我25年，如果没来接你，你就嫁人吧！”

不过此时的重耳还是年轻气盛，面对农夫递过来的土块，他拿出了公子脾气，若不是子犯的及时劝诫，重耳很难冷静；齐国的美酒娇妻也险些使他沉迷其中，多亏深明大义的贤妻，当然还有以死效忠他的臣子们。这些人或许是重耳的福星，他有力的左膀右臂。

从心骄气躁到豁然练达,耳就在不断的困苦与安逸中历练而成长为一个有着雄图大略的政治家。他默默忍受了曹共公偷窥他洗澡的无礼举动；他毅然退回曹臣送来的玉璧以示清廉；他妙语连珠，以退避三舍的盟约取得楚成王的支持；他能屈能伸，降服而囚向秦穆公女儿谢罪……忍辱负重的重耳终于回到自己的土地，铲除了异己。

重耳的成功，得益于他身上最根本的美德与品行。他充满人情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贤士死为他卖命，跟他闯荡世界；他拥有男子魅力，所以才叫那么些美女为他痴情；他志存高远，所以能忍受众诸侯国的无礼、猜忌和利诱，义无反顾的回归；他胸怀广阔，才能不计前嫌，收服敌人旧部为己用。得人心者得天下，重耳深谙这一点，也用行动印证了这一点。

在重耳随身的死士中，有一位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却没有得到封赏的人，他便是相传曾割肉供给重耳的介子推。据《韩诗外传》，谓重耳亡时，无粮，被围，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重耳。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然而重耳返国时，介子推没有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他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固然，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不免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他“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或许这在当今社会，对于急功近利的浮躁之心和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索和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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