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老计
近得一本赠书，叫做《史记的人生智慧》。
这本书，作者是计正山。
计正山是我的乡党。我借用陕西关中一带的这个称呼，是因为这个词用来描述计与我的关系，非常准确。计的老家与我的老家，田埂地头几乎紧挨着。计与我曾在一所中学共事几年，又是邻居。计教语文、研究作文，也研究辛词、研究历史；我爱好文学，学习写诗，也写散文。计与我还有点远亲关系。这些理由罗列起来，不是乡党，是什么？
当面，大家喊他计老师、计科长、计局长，背后，一律统称老计。
从一九八四年起，我们在县城的中学里成了同事。他早，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我迟，是中师毕业，以照顾父母的名义，从农村小学被调回到县城中学。我们虽然是同事，但我知道，水平可“同”不起来。
老计当教师是有心的。他能从课文里找到文章的“可击之处”，然后写文章，亮观点，独树一帜。他还写信与作者“商榷”，多有回应。我记得，《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也就是当今作家王安忆的母亲，就给老计回过信。印象中，茹志鹃的口气有赞同，有保留，是客气的，的确是商榷的口吻。就凭这，老计在学校里给人的感觉，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样的评价，佩服有，嫉妒也有，都显得比较“淡”。中学嘛，中学教师嘛，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已经算是比较好听的赞语了。
我跟他在学校里交集不多。虽然在“背景”上有几重关系，但我自知，差距不小。一个文学小青年，还在膜拜名家的时候，他都已经跟名流“交锋”了。这种状况，即便是“同事”，也让我觉得，同做一件事的人，往往水平却并不是一样的。这种感觉，至今还在，而且算是我的一种人生经验了。尽管我有这样的认识，毕竟还在一个校园里，总有些交集。有一次，我的一篇散文在省里获了奖，老计主动找我“祝贺”，一二三四分析了一通，还说也对班上的学生宣传了。我心想：一篇习作，哪里能经得起你分析呀？别臭我就行啦！但是说到底，老计跟我是“有关系”的，他祝贺我，我认为真诚。因此，我说“多谢计老师鼓励”！
别看我当面称他计老师，背后，也随大流，跟别人一样“老计、老计”地叫。那时，他有四十多岁了，我二十多，叫他老计，应该是可以的。没想到，很多年下来，大家还这么叫他。他现在都已经七十多了呀。但是认真想一想，大家这么叫，虽然敬意不足，不过，也没什么不敬之处，只是顺口罢了。印象中，好些在公众生活中有名望的人，在生活圈里，其实是被大伙儿平常以待的。好像汪曾祺先生在世时，人们也“老汪、老汪”地称呼。也是这么个意思。不生分。
老计因为一篇文章，被调到了宣传部新闻科工作。计老师成了计干事。干了几年，老计被派往刚刚建省的海南，说是去建窗口。当时，似乎只要能在海口抢占个“摊位”，就会有无限商机涌到县里来。现在来看，不过是县里追随形势的一个动作罢了。老计去了。老计到底从那个“窗口”给县里引来了什么新潮？无人说得清楚。估计老计自己也不太明了。倒是县里常有领导去考察，老计陪同吃了不少海鲜。说实话，在海南的那几年，老计除了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回首天涯》，好像并无什么建树。这个册子，是老计的新闻作品合集，随手翻翻，没有多大意思。老计的成名作，应该是长篇史学论文《项羽究竟死于何地》。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1985年。就是这篇文章，让计老师成为计干事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或者说是震荡也不过分。老计推翻了史学界早已固化的一个观点，即，项羽不是“乌江自刎”，而是“战死东城”。由此，也开始了他与著名史学家冯其庸先生的一段缘分。冯先生接受了老计的观点，不仅与老计有许多的书信交流，还曾亲临古阴陵和古东城实地考证——这两处被太史公记载于《史记》的古地，就是老计的家乡，今天的安徽省定远县。
冯先生“莅临”小县的时候，老计已经从海南回来好几年了，做了文化局长。老计当文化局的局长，在县里的上上下下看来，还是不错的。老计的历史功底和文学功底不丑，搞文化，适合。
又过了些年，计局长“下来了”，没出什么事，是“软着陆”、“平稳降落”。那几年，县里老有人落马，比他大的、比他小的，都有。能够好好地离职退休，不容易。
老计下来后，在县里不常见了。坊间说，他在南京的大学里，被聘为了刊物主编。这种传闻，我信。老计不仅有这个能力，关键在于，他不是个愿意赋闲的人。
我与他见面少了，没想到，却与他女儿见面多了。对于老计的女儿，我可以说是“看着她长大的”——我与老计不是曾经的同事和邻居嘛。虽然说，我可以在他女儿面前卖点老，但是实话实说，当初，我并未朝那个怯生生的小丫头多看过几眼。小丫头从小是在农村生活的，到了上学的年纪，老计就把孩子都带到了城里。农村来的小丫头住在城里的校园里，给我就两个字的印象：老实。低头走路，上学出门、放学进门，好像就没在家边的操场上玩过。一转眼，小丫头都大学毕业了。说是考进了市里的一家报纸，做了编辑和记者。咦，冥冥中，有点女承父业的意思嘛。于是，我就早早地关注起她写的文章。关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小丫头真的很有新闻写作天赋。到底是老计的女儿。我是那家报纸副刊的作者，报社开作者的会，我参加了。一见面，哦哟，这哪是当年那个怯生生的小丫头呀，变化太大了！她的言谈举止，得体、大方、周到，展现在我的眼里，完全是一个干练清爽的媒体人。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小丫头那时已经是报社的部门小领导了。就聊报纸、聊活动、聊作品、聊她的爸爸老计。看着小计，我心想：老计，你真有福气！老计的福气还在延续着，几年下来，小姑娘又成长为报社的副总编辑了！
今年春节，我到海南三亚旅游。见到美景，手里痒痒，就发了一条微信。几分钟后，一个陌生电话在要我，我没接；电话又响，我想了想，接了。哪里知道，电话里竟是老计！老计说，是女儿看到你的微信后，打电话叮嘱我，一定要请蒋老师吃饭。我说，怎么，你在海南？老计说，在、在，我现在就住在海口。我自然是一番推辞，直说不方便、不方便，我是跟团旅游的，不好与你会合。这是实话，也是实情。老计在电话里很无奈，反复强调是女儿的叮嘱，一定要实现的。我一边随着人流走，一边说心领了、心领了，实在是不方便，等你回家乡，咱们再聚。老计说，要不然，我让凡中跟你讲。凡中，就是卜凡中，也是我曾经的中学同事，也是那几年“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到海口的。他先做《中国房地产报》的编辑、记者，后来，进了政府部门，做了处长。卜凡中可真是个大才子，上大学和当中学教师时，写诗，就全国有名。在海南当记者、跑新闻，一头扎入房地产行业，竟成了业内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房地产这些年》，长久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房地产行业，也让他成了著名的“财经作家”和“地产评论人”，甚至成了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我扯远了。
老计电话后几分钟，卜凡中电话来了：你怎么回事？到海南来，为什么不与我联系？你什么不方便？任何旅游团，只要是从海口回去，都一定会停滞住一晚的；你哪天回海口，就哪天晚上聚，就这么定了！我的天，他还是当年写诗的语言风格，节奏感强、霸气自信、咔吧脆。
一问导游，果然如卜处长所言。那我还能说什么？聚！
就在海口的一处海鲜楼，欢聚了。老计紧紧握我的手，不松。他脸上的表情，我是既熟悉，又受感染。哎呀、哎呀、哎呀呀！他乡遇故知，欢喜死个人。
我说，计老师，气色不错嘛！
老计说，海口这里太适合养老了！
卜凡中说，蒋林，计老师在这里可是大名人、大明星喽，隔三差五地开讲座，大学中学都去。他半辈子在工资单上的签名，加起来，都不如在这本书上签得多！
老计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笑眯眯地，有谦虚，也有得意。老计顺手就把新著送我了，“请你指教”。我笑答：哪里敢有什么指教？拜读、一定认真拜读！我手里的接的，就是这本《史记的人生智慧》。翻开扉页，墨香犹在。
想来，老计大约是从研究古代文学起步的，研究文人和文本，渐渐地就进入到历史的范畴。老计研究《史记》，要是从1985年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老计的文笔非常好。我早年读过他一篇研究辛词的文章，写得真是才华横溢。老计的那篇《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不仅是见解和观点新颖、独到，文字上更是灵动飞扬。要不然，能敲开《光明日报》？老计研究学问的姿态，在我看来，是非常“刁钻”的。他能从一般人板结的认知中，找到一点“出格”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支点，洋洋洒洒，挥洒自如。老计善于整出新观点，这算是一种异禀。老计是中学语文教师出身，但他的文章，又不是中学语文教师那种类型的文章。中学语文教师的文章是哪种类型的？我的朋友钱玉亮说：“教师散文，立意和架构，都比较规范和严谨；语言或朴实、或华丽、或思辨，各具风格；容易归类，也能成'范文'；但就是觉得不够真诚，缺乏属于自己的生活感悟，为写文章而写。”这个观点，我也赞成。老计的文章，虽出于教师和记者的身份，但能超越职业的局限，一出手，就能看出不落伍，不迂腐，不抱残守缺，不与当下的语境脱节。这是很难得的。
我相信，老计的这一本《史记的人生智慧》，有扎实的史学功夫和厚实的人生经验垫底，一定是好。
我还没读完。我肯定会读完。
谢谢你！计老师。
在海口，我与你、与凡中，海鲜吃得美，好酒喝得爽，聊天很快活。是为记。
（我、老计、凡中）
(2018-11-16 08:16:07)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