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生活时尚类杂志《生活指南》之《滁州刊》发文——

万勿再闹62%的笑话

 蒋林

    前段时间，有专家称“中华民族复兴任务（截止到）2010年已完成62%”，此言一出，一片哗然。

    我们首先看这个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

    据专家主持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一文可知，62%这个数据是把多个指标经过三级加权得出的。例如，先给三级指标像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进行打分，然后加权算出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数”的分数，再与同样的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科级创新指数”加权，最后算出“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算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完成了62%。

    这样算，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不然。

    有另一方专家指出，“这个数值可以称得上是毫无价值，因为这些所谓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权重分配和加权计算的方法称得上是毫无道理，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例如，考察“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全球500强中国企业营业额”这种数据，随意赋予一个权重，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而言，究竟有何意义？”

    我要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是可以用数据来测算？一个民族的梦想，是不是可以用百分比来描述它的进程？

    我们可以说一顿饭吃饱了五成，我们也可以说谈一个对象有了八九分的把握，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我老婆怀了百分之几十几的孕——这是笑话，多少有点幽默的意思；但是用幽默和笑话的意思，来描述民族梦想这样严肃的话题，绝不可以。倘如此，是荒唐。

    伟大复兴的提法，来源于对另外一个提法的更正。另外一个提法叫做振兴中华。记得八十年代之初，中小学的课堂上广泛传颂着周恩来当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得百废待兴的中华大地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使得亿万青少年热血沸腾，自然而然地从心底呼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当中科大少年班招收了“神童”宁柏、谢彦波的时候、当中国女排第一次用世界冠军告慰了贺龙的“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遗愿的时候、当《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首歌契合了国人的心声而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典型强音的时候，人们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振兴中华的具体做法和具体表征。但是，人们在狂热之余，却对振兴中华这个宏大的目标，无法做出可以量化的计算。

    可以质疑的是它的词义的历史局限性。据称，何新先生就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振兴中华提法持有最大质疑的一个有绝对影响的人物。何新先生的百度名片是：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先生作为与西方思想有着鲜明对抗的思想家，其对中国政府高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东方的复兴》（一、二卷）、《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论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上下）等论文论著，都强烈地表达出“复兴”对于“振兴”的纠正，即，复兴意味着对中华民族曾经的国际地位、中华文化曾经的灿烂辉煌的重蹈和肯定，而振兴则完全没有这层意思。因此，十五大前后，官方逐渐以复兴说替代了振兴说。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任何政治上的急功近利，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损害。过分追逐GDP而轻视民生问题、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的短视策略，都在得到改进和平衡。而突然冒出的“62%”高论，也未免暴露了某些专家们的某种心态，而成为笑柄。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以中华民族的复兴来考量，更要以伟大，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