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

 

 

    在与朋友聊天时，我说：我已经背对诗坛许多年了。自从我的组诗《西门大街》被《诗刊》“特别推荐”后，我从青春写作向中年写作的自觉转型得到了一次重要的肯定。宣泄、横溢、挥霍的写作习惯，渐渐趋于平静；沉稳、冷静、内敛的写作态度，引领我的诗歌由“内”而“外”——由关注生命本体、倾力开发内宇宙，转而直面人生、洞悉生活的秘密。这真的是态度的问题。就像当初进入诗歌的时候，是从描摹生活的表象入手，一点点剖开非诗的屏障，找到细微的诗歌元素；当写作的经验逐渐老到的时候，又带着强烈的自信一头扎进诗歌的矿井，去探索诗歌艺术之于人的生命本质之间的关系，那种在形而上遨游的姿态，过瘾、满足、轻舞飞扬。现在，我降落了。这是一条“由外及内、再由内向外”的道路，我正在行走着。

    我觉得写作的内外向度并无优劣之分，但是诗人的艺术道德极其重要。我在一首诗完成后的随感中写到:“我想到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良心，我们被称作诗人的人，不能只是神游八极、玄思妙想，说形而上的‘神’话；当然，更不能拽着自己头发、翻着白眼，说低俗难耐的‘鬼’话；我们要说人间的话！这人间，还有多少没被诗歌和诗人发现并表达出的元素啊！”人间的话，在最近二十年的诗坛，说的人是有的，但不多。

    我住在五楼，每天可以俯视我的西门大街（我从1964年就到这条街道上了）。多年来，我无法做到熟视无睹。其实，这条街上那么多的居民，与我有直接关系的又能有几个人呢？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愁吃喝拉撒又与我何干？这是不用思索和回答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写作的立场决定写作的动机，然后进一步决定写作的方法，这一连串的逻辑关系最后导致我的诗歌方向是向下——俯下身子写作，用自己还能拿得起的笔，“选中，并且用诗歌的方式指出/一条街的可圈可点之处”（拙作《从五楼阳台看下去》）。

    我看到：卖馓子的少妇、手艺人老姚（我的外公啊）、乘凉的居民、鞋匠和他的后代、美容店女老板、衰老的妇人、货车司机、锁匠、木匠、留守学生、车祸现场的尸体、洗浴中心的小姐以及拾破烂的、修水管的、开吊车的、自杀的、坐地乞讨的等等等等，都是“随处可见”。都是生活的碎沫。我看见，无穷的诗意就蕴藏其中！

    生活的疼痛不是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和必须感知的；但是诗人必须及时地说出来。我以为，当代诗歌已经超越了低吟浅唱、亢奋诵读、传情表意、狭隘抒发的艺术基本功能（这些功能当然不是需要废黜的），也超越了生涩坚硬、班驳迷离、似是而非、诡异奇崛的艺术实验性质（这些性质当然需要继续保持）；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当代诗歌虽然被边缘化了，但也正因其边缘化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育空间，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最有力的发现者和指出者。

    尽管发现和指出的数量还略嫌单薄，但是方向显而易见。诗歌的荣誉正在恢复，诗人的尊严将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交织成的人类社会大舞台上，重新赢得。这取决于诗人和诗歌的抉择。

    对外部生活的重新审视打开了诗歌的出口。当人类的整体文化素质随着包括当代诗歌在内的所有社会元素一起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时的诗歌，也许会更加深刻和沉重；也许会搅拌在阳光空气和水之中，成为必须；也许会再一次向内，寻找人类精神的终极归宿。管他呢，我只管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反复触摸，抓到骨头，像一个会按摩的瞎子，紧紧地拿住诗歌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