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粟庐名宗海，字粟庐，号韬庵，松江娄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享年84岁。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名昆曲清曲家，叶派叶堂唱口的惟一传人，享有“江南曲圣”之誉。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同时代的大画家陆廉夫齐名。

    “骁勇巴图鲁”父亲

    俞粟庐的父亲名承恩，字子卿，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清咸丰八年（1858），武举出身。据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俞宗海家传》所述，俞承恩“历任江南江阴营守备”。但据光绪年间官方编印的《六合县志》载，俞承恩原在六合任“千总”，“管带三起练勇”。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驭众宽而士争用命”，因此“战辄有功，升守备”。 

    俞承恩从咸丰二年至八年，一直在六合知府温绍元的带领下，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没有离开过六合。咸丰八年春，温绍元率军克复江浦，俞承恩“鼓勇登城，倏忽杀数十贼，身上下皆血肉模糊”，表现得相当勇敢，立下了头功。因此，清政府封赏他为“骁勇巴图鲁”，擢为都司花翎正四品。同年八月，太平天国在陈玉成率领下，攻下浦口的江北大营。清军北帅德兴阿慌忙逃窜。两天后，陈玉成率十万余军攻打六合。知府温绍元率部迎战，终因寡不敌众，退人城内。五天后，六合城被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六合城中仅二千守军。温绍元自守南门，俞承恩守西门。太平军“连营数十里，昼夜环攻”，并掘地道至城下，用炸药炸开城墙。温绍元、俞承恩退入巷战，尽皆战死。这一天为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数年后，清政府封谥俞承恩为“云骑尉”，世袭三代。隶属松江提标营。

    盘马弯弓继父业

    俞承恩阵亡之时，俞粟庐才12岁。当时六合地处前线，战斗频繁，因此官员家属大多不在城内。俞粟庐与母施氏及兄弟宗汉住在家乡松江，才幸免于难。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日子也不好过。幸亏得到俞承恩生前挚友和松江提标营的同僚们的照料。他们教俞粟庐读书写字，骑马射箭。少年俞粟庐很快地成长起来，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已成为身材魁梧、面貌英俊、文武双全的青年后生。为挑起家庭重担，他外出谋事替大户人家起草书信，应酬文字。18岁时，正式加人了军队。他从最低级的军官“额外外委”做起，3年内连升3级至“千总”，第四年又升为松江“守备”。他不仅因骑马射箭武艺高强，为上司器重而且他有一套训练、约束部队的方法，深得同僚们的尊敬和士卒的拥戴。 

    同治十年（1871）秋，两江总督曾国藩到松江视察阅兵。俞粟庐是年25岁，在松江任守备之职，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他带领一营骑兵，作了刀枪格斗，布列阵图等实战表演。这支队伍虽然是临时集合起来的，但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倒也步调一致，进退有序，精神抖擞，深得曾国藩的赞赏。最后一项比赛是步箭。按规定，参赛者每人射五箭，以定胜负。每射中一箭就擂鼓一通，表示祝贺。主考官曾国藩就在某人的名字下面用朱笔点上一点，以作记号。俞粟庐第一个装束出场。他第一箭射中红心，鼓声大作，第二、第三箭连中红心，第四箭用力过猛，手稍一抬高，箭过靶顶飞去，鼓声不起。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他立刻定了定神，吸口气，连发两箭，连连中的。曾国藩频频点头微笑，提起朱笔，在俞粟庐的名下，写上“全中”两字。此时的曾国藩并非疏忽，视而不见。他在太平天国战乱以后，巡视江南各地，到处是军伍不整，马匹不齐，一派残破景象。像这样一支骑兵营伍，真可谓凤毛麟角；像俞粟庐这样的青年军官，需要加以鼓励和奖掖。所以，在检阅后，他立即上本，奏请松江提标营为“江南第一营伍”。他在松江巡视期间，事事都找俞粟庐询问。俞也天天随侍左右。

    遇索贿弃武从文

    这一时期，俞粟庐成了松江提标营中第一红人。当时军营上下一致认为“俞某人为大贵人看重，必有非常之擢”。俞粟庐自己也踌躇满志，打算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孰料第二年春天，曾国藩突然中风去世。消息传来，对俞粟庐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打击沉重。营中原有妒嫉者，就乘机传出一些风言风语，也使俞粟庐大为沮丧。不久，松江提标营提督清政府地方军队中最高一级的长官李朝斌将俞粟庐调往金山县任守备。当时金山县城在金山卫，面对大海，自明朝以来，此处一直是抵抗倭寇的战略要地。明将戚继光也曾在那里驻守过（至今还留下“戚家墩”遗址），俞粟庐在那里本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一到任，就碰到了一件麻烦事：一名游击向他索贿。“游击”军衔比“守备”高两级从三品，是俞粟庐的顶头上司。这使一向清廉正直的俞粟庐十分气恼。一来他无钱可贿，二来他对这种腐败之风，十分反感。于是，他向李朝斌的座上客高级幕僚魏彦作了反映。魏彦原是他父亲俞承恩的挚友，俞承恩战死后，他担负起培养俞粟庐的责任，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又请人教他练功习武，情同父子。因此，魏彦就把这一情况向李朝斌作了报告。李朝斌把这名游击唤来，严厉地训斥了一通。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位游击和俞粟庐之间，总有了一层隔阂，面和心不和。俞粟庐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复杂，仕途的险恶，开始产生弃武从文，脱离官场的念头。两年后，俞粟庐30岁，正式辞去了金山县守备之职，开始寻师访友，在昆曲和书法上狠下功夫。 

    光绪八年（1882）经李朝斌推荐，调俞粟庐到苏州黄天荡太湖水师营务处任帮办营务官，每月饷银36两。按湘军志，军中无幕友，笔墨事皆帮办一人主之。俞粟庐到水师营负责起草文稿、往来书信之事，实际上已经弃武从文，成了一名知识分子。他到水师营后，吸取以往教训，更加谦虚谨慎，与世无争，前后长达13年，“上下皆称其善”。 

    光绪二十年春，俞粟庐44岁，终于辞去了水师营的职务，到苏州望族张履谦家（补园主人。此园今划入拙政园）任西席，考订金石文字，教授子弟。从此，他彻底脱离了军旅和官场。

    叶派唱口真嫡传

    俞粟庐故乡松江，旧称华亭，自古以来为人文荟萃之地。从晋代的大文学家陆机、陆云到明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都给松江带来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气氛。至于戏剧一道，在松江也有着扎实根基。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所作之《牡丹亭》传到娄江（旧属松江），有一女子名叫俞二娘者，读了剧本，与剧中杜丽娘产生强烈共鸣，竟然伤心断肠而死。消息传到汤显祖那里，使他十分感动，当即作了一首哀诗道：“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汤显祖的《牡丹亭》当时是否用昆腔演唱，尚无定论。但曾经寓居松江、后迁至昆山的魏良辅，改革昆腔，使之成为“水磨调”风靡全国的时候，与昆山邻近的松江也早已是昆曲一统天下。昆曲不仅在松江的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唱，就是在民间也十分流行。那时，到松江演出的戏班极多，当地的六色人等（乐人、炮手、喜娘、脚班、僧道），一应男女婚嫁，养生送死，唱的都是昆曲。俞粟庐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昆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学会了一百多出昆曲；到了军营，在盘马弯弓之余，就以唱曲自娱。 

    昆曲历来就有“清曲”与“剧曲”之分。“清曲”只唱不演，讲究咬字、发音、吐气、运腔。歌唱者大多为有文化的士大夫，亦称“清曲家”；“剧曲”即伶人所唱之曲，他们偏重表演，对唱曲没有清曲家那样讲究。自魏良辅以降，研究昆曲唱法的清曲家代有人出。清乾隆年间，苏州出了一位杰出的昆曲研究者，此人姓叶，名堂，字怀庭，是苏州名医叶天士的孙子。他在继承魏良辅等前人的基础上，对昆曲的唱法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其唱法的特点是：“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被称为“叶派唱口”。他撰写的《纳书楹曲谱》被视为昆曲唱法的最高准则，为清曲家遵奉的范本。俞粟庐所唱之曲，当然属于清曲这一派。 

    同治十一年春，俞粟庐26岁，他正在松江任守备之职。他与几位老前辈切磋昆曲，不仅唱得字正腔圆，婉转动听，而且他能手书诸曲，随手填宫谱，使得这些老前辈十分惊诧，认为像这样的年青人世所少见，是不可多得之人才，能传昆曲正宗唱法“叶派唱口”者，必是此人！于是，他们将俞粟庐推荐给一位名叫韩华卿的老先生。 

    韩华卿，松江人，生卒年月不详，比俞粟庐大三十来岁，推算起来，大约生于嘉庆末道光初。他长期寓居上海，同治年间他是上海著名昆曲社“怡怡社”的成员，是叶堂的再传弟子。叶堂的生卒年月不详，只知他的《纳书楹曲谱》编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可知他卒于嘉庆年间。据史载，叶死后，他的弟子纽树玉（匪石）独传其秘。韩华卿是不是纽匪石的弟子，虽无从查考，但从年龄及其所宗来看，属纽的弟子辈无疑。俞粟庐随老前辈们到上海去拜访，经过一番面试之后，韩华卿决定收下这位难得的学生，并深有感慨地说：“留心凡三十年，无一可传；今得此人，我可传彼！” 

    俞粟庐拜师后，每年到上海三四次，每次半月余，必学三至五出，连续九年不断。最后两年，他已辞官，就干脆住在上海一位朋友陈嘉言处，专心学曲。这样，俞粟庐向韩师学了二百多出，原来已会唱的一百余出，也请韩师一一拍过。据俞粟庐回忆，韩师教曲，十分严格。每学一曲，要唱上数百遍，唱到纯熟为止。白天拍一曲，晚上就要吹笛背奏，若有一字未妥，就遭训斥。俞粟庐虚心认真，不辞劳苦，终于尽得其秘。

    鞠躬尽瘁为昆剧

    俞粟庐学成之后，韩师谆谆嘱咐他说：“我老了，这叶派唱法，将来你要转教他人，这样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俞粟庐谨遵韩师之嘱，在往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遗余力地将昆曲的正宗唱法，传播开来，继承下去。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和根据地，除了专业的戏班外，还有许多曲社，这些曲社后来合并成规模很大的“道和曲社”，共有六七十人之多。俞粟庐则是道和曲社的领袖。1916年，俞粟庐70岁时，道和曲社为他举行祝寿曲会，集体歌唱由吴梅作的祝寿曲。那时江浙一带的曲友，不是俞粟庐的弟子，就是他的再传弟子。这些曲社每年举行重大的曲会，如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家集中到苏州邓尉，一面赏梅，一面唱曲；三月初三和清明时节，一起赶到松江醉白池踏青唱曲；六月二十四日相传是荷花生日，大家相约去杭州徐凌云的摹烟别墅举行曲会，晚上到西湖放荷花灯，荡舟唱曲；七月七日乞巧节，大家汇聚在嘉兴南湖烟雨楼，设擂台赛曲；八月十八日相传是潮头菩萨生日，大家到海宁观潮唱曲，住在曾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家，一住就是四五天，尽兴而散；九月初九重阳节，他们又赶到青浦朱家角名医唐承斋家里，每人都带上几盆菊花堆成一座菊花山，赏菊唱曲——这些大大小小的唱曲活动必请俞粟庐参加、指导，并作示范歌唱。俞粟庐“江南曲圣”的声誉由此鹊起。正如吴梅在《俞宗海家传》一文中所述：“而一时度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君亦必至，至则必歌。气纳于丹穴，声翔于云表；当其举首展喉，如太空晴丝，随微风而上下。及察其出字吐腔，则字必分开合，腔必分阴阳，又浑濒流转，运之以自然。盖自瞿起元、钮匪石后，传叶氏正宗者，惟君一人已。” 

    俞粟庐一生收徒不下五六十人，教成者也有十余人，如乌镇钟墨缘，能唱二百余出；松江蒋定炎，亦有二百出，皆能吹笛；枫泾之孔琴伯等亦是俞粟庐的高足。可惜他们寿命不长，皆在俞师之前亡故。其他如苏州道和曲社的吴梅、张紫东、俞锡侯、顾公可等，上海的项馨吾、殷震贤，青浦的俞建侯等，皆俞粟庐亲授。 

    上海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吴梅介绍，于1920年春，专程赶到苏州拜谒俞粟庐，请求教他唱昆曲。那时俞粟庐已经七十多岁，加上患严重白内障，行动不便。因此，推荐已经学成的儿子俞振飞随穆藕初前往上海教曲，但希望穆能在公司里为俞振飞安排一份工作，业余教曲。穆很理解俞老先生的心意，一口答应，安排俞振飞在他的纱布交易所当一名文书，上午到那里做一点抄写工作，下午教曲。不仅穆藕初自己学，他的一些朋友也加人了这支学唱昆曲的队伍，如慎昌洋行的经理谢绳祖以及他的两个妹妹，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度曲家。1922年初，穆藕初发起并成立了一个崭新的昆曲团体“粟社”，公开打起了宗师俞粟庐的旗号，社员达四十余人。原来上海“赓春社”的主要成员都参加进来。他们每月组织一次曲会，有清唱，也有彩串；有小范围的堂会演唱，也有大规模的剧场演出，将上海的唱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其间，俞粟庐多次被邀至上海，亲临指导，讲解唱曲要领，使曲友们获益匪浅。 

    为了使一代曲圣的经典歌唱能保留下来，遗泽后世，穆藕初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出资请百代唱片公司为俞粟庐灌制了六张半唱片，共十三支曲：《三醉》〔粉蝶儿〕、《拆书》〔一江风〕、《惨睹》〔倾杯玉芙蓉〕、《定情》〔古轮台〕、《拾画》〔颜子乐〕、《亭会》〔桂枝香〕、《秋江》〔小桃红〕、《仙缘》〔油葫芦〕、《赐盒》〔绵搭絮〕、《哭像》〔快活三〕和〔朝天子〕、《辞朝》〔啄木儿〕、《书馆》〔太师引〕、《佳期》〔临镜序〕。由于当时录制设备简陋，录音师是外国人，不懂昆曲，不易掌握节奏，常常录到最后两句，时间到了。录音师忙用手掌捂住俞粟庐的嘴巴，不让唱下去。于是，俞粟庐只得加快唱的速度，重新再录。这样，录成的唱片与原本的唱法总有些变化走样，所以俞粟庐并不满意。

    只有《佳期》〔临镜序〕一曲，因曲子较短唱得从容不迫，最为满意。此外，俞粟庐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吹笛者。当他拿到录制的唱片，放听的时候，发觉笛子的伴奏有问题。他在给俞振飞的家书中写道：“听《定情》、《八阳》、《拆书》唱片，以笛奏之，均高一调。而张五宝《乔醋》、《思凡》二曲皆准。莲生所用乃道士笛也。高次之却松，而唱者受累无穷。无怪当时殊觉费力。自以为病后气怯，其实非也。此次决不令其再吹矣！”但这六张半唱片毕竟为后人研究昆曲，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昆剧艺术的继承和振兴，清曲和剧曲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俞粟庐深知个中道理。因此，除了清曲外，他对昆曲班社的存亡也十分关注。上世纪20年代初，他眼见昆剧日渐衰落，全福班中的一批老伶工惶惶然不可终日，有的行同乞丐，有的行将垂死，对此深感痛心。因此，他极力主张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推荐孙咏零为所长，还叮嘱俞振飞到上海后，物色有实力的人物，给予传习所以经济上的资助。办学期间，他多次与穆藕一起去传习所视察功课，发现有3人上等，又有三四人中等，建议藕初发银元奖励。据周传瑛后来回忆道：“一九二一年我进苏州传习所学戏，不久，来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们做唱曲示范。他身穿大褂，戴一顶瓜皮帽，挺直腰板，显得很严肃。他唱曲极其认真，音色、吐字、唱法、唱腔，直灌众耳。把我们这群小学生都听得入迷。他就是俞振飞先生的父亲，当年蜚声曲界的一代宗匠俞宗海——人们都称他粟庐先生。当时，他已年遗七十，一丝不苟地给我们示范，唱了许多段名曲，如《长生殿·定情》中的〔古轮台〕一曲，至今仍觉余音绕耳，回荡不已。说实话，尽管当时我们不懂曲意，但是世间竟有人能把曲子唱得如此动听，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周传瑛先生的回忆虽然简短，但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地描绘出这位步人暮年的“江南曲圣”依旧为昆剧的继承和振兴，鞠躬尽瘁的精神风貌，使人产生一股抑制不住的敬仰之情。

    舐犊情深寄厚望

    俞粟庐一生有三次婚姻。发妻王氏于光绪十四年仅36岁去世（生一女，嫁苏州横塘金家，三年后即病故）。继娶顾氏，生于光绪元年，卒于光绪三十年，年仅30岁（生二女一子。一女嫁袁维铭，一女未嫁而殇，一子名远威，字振飞）。又续娶金氏，无子女，民国三十五年亡故。

    俞振飞出生的时候，俞粟庐已经55岁，晚年得子，其欣慰之情可以想见。但这种好心情只保持了3年，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突然降临：他的爱妻顾氏患上肺结核，不治身亡。俞粟庐对她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不仅因为她为俞家生了儿子，续了烟火，而且对她的人品修养都十分敬重。他在写给俞振飞的信中道：

    尔生母顾恭人，……乃女中之英俊。遇事立决，决事无大小，处之泰然，从无慌张哭泣之状，亦无忧贫多言，谈笑自若。曾记甲辰年九月二十九晚，坐谈半夜，尔方三岁，时已熟睡，伊言此子非庸碌之辈，奈我命不长，不及抚养。嘱我善为护持，加意照管。至明日十月初一黎明，口不能言，即逝。余伤心悲切，迥异寻常。

    为了纪念深厚的夫妻之情，俞粟庐决定遵照妻子“善为护持，加意照管”的遗愿，肩负起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的双重责任，亲自抚养幼小的儿子。当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了，都愿意“长姐代母”，照管小弟弟。但俞粟庐不让她们插手。白天，他逗着儿子玩；晚上，他哄着儿子睡。但儿子一到晚上吵嚷着要母亲，又哭又闹，弄得他手足无措。情急之中，他一面轻拍着孩子，一面哼起了昆剧《三醉》中〔红绣鞋〕：“趁江乡落霞孤鹜，弄潇湘云影苍梧……”这支曲子节奏缓慢，旋律优美，一唱三叹，婉转动人。唱着，唱着，奇迹终于发生了：儿子停止了哭泣，烦躁的情绪顿时安定下来，在歌声中渐渐睡去。自此，他天天哼，夜夜唱，连续三年，将这支曲子唱了不下千遍。而小俞振飞也听了千遍，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最好的昆曲音乐熏陶。

    3年后，俞振飞6岁。对俞粟庐来说，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儿子毕竟幼小，女儿要出嫁，自己也年过花甲，精力日渐不济，家务事不可能样样照管。因此，经海宁老友王欣甫介绍，续娶了狭石金氏。金氏是位年近四十的老姑娘，因病不愿嫁人。后来父兄相继亡故，失了依靠，愿作人继室，抚育子女。金氏于归后，勤勤恳恳，肩负起照料俞家父子的重任，使一个冷冷清清的家庭，重新响起了欢声笑语。俞粟庐对她的评价是“照料一切，尚不至有失”。金氏活到74岁。在俞粟庐死后，她一直在苏州与俞振飞的姐姐一起生活。

    俞家有男初长成

    俞粟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家20元大洋的月俸，以及他卖字所得。至于教曲，他是尽义务，不收分文。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教曲收费，即沦为“拍先”，失去“清曲家”的身份了。他对儿子的培养，一开始并无明确目标，只是按常规的认方块字，练毛笔字而已。一次偶然的发现，才决定教儿子唱昆曲。

    一天，俞粟庐正在堂屋里教曲，教的就是那支〔红绣鞋〕。两位前来学唱的曲友唱了十多遍，就是唱不准。此时，正在庭院里玩耍的才6岁的俞振飞闯进堂屋对父亲说：“他们都唱得不对，我来唱！”俞粟庐开始不信，以为他说大话。但一曲既终，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丝毫不差。原来，这支曲他听父亲唱了千百遍，耳熟能详，早已铭记在心头了。自此，俞粟庐发现了儿子的唱曲天赋，决定开始教他唱曲。

    俞粟庐的教曲，继承了韩师的传统，要求极其严格：一支曲不光是会唱就算了，而是必须唱上二三百遍，甚至四五百遍，要唱得滚瓜烂熟，不可有丝毫差错。同时，他还让儿子学吹笛，因为一位合格的度曲家必须会吹笛。那时俞振飞手小，先以童子军的短笛作练习，后来才换上曲笛。到十几岁时，他父亲年迈，教曲时都由他代吹。上世纪30年代初，梅兰芳曾赞赏俞振飞的“满口笛”，吹得好。

    俞粟庐的唱曲要求，集中反映在他于1924年所作的《度曲刍言》一文之中，今摘录如下：

    曲盛于元，而宋光宗朝已有歌曲体格，如出口若针锋一点，长音须中满如橄榄，收音要纯细，而过腔换字、出口四声、平上去入以及阴阳清浊，并喉舌五音须交代明白，不得片误。全要字正腔纯，腔与板俱工者为上，悠悠扬扬，得自然之妙。故曰：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悚然六月寒。方为天地正音。歌曲全在闲稚、整肃、清俊、温润为至要，尤重格调。元人度曲，有抑扬顿挫，徐大椿《乐府传声》云：“一顿挫而神气现。”《乐记》有云：“上如杭，下如坠，止如槁木，累累乎若贯珠。”皆言其能尽节奏之妙也。再加以说白精工，悲欢离合各极其能，若亲历其境，形神毕肖，则听者神移，观者欢悦，庶称上乘……

    俞振飞按其父的严格要求，从6岁到19岁，唱完了《纳书楹曲谱》中所有的曲子，共约二百余出，于唱法上尽得家传。1923年，俞粟庐在写给五侄的信中道：“此次我在沪上，专与诸友谈唱曲出口、转腔、歇气、取气诸法，知者寥寥。振儿及绳祖能明白此中之理，为诸人之冠。”信中提到的绳祖，即慎昌洋行经理，他原本不会唱曲，俞振飞到上海后，谢跟俞振飞学曲，也得到俞粟庐指点，当然他能唱的曲子远不及俞振飞。因此能真正继承俞粟庐叶派唱法的，也只有俞振飞一人而已。“为诸人之冠”是俞粟庐对儿子唱曲成就的公允和权威的评价。十几年的辛劳，终有收获，“叶派唱口”后继有人，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谆谆教诲育振飞

    然而，在俞粟庐看来，唱曲仅是文化人应有的一种修养，并非谋生手段。俞粟庐曾希望儿子成为一名书画家。以书画谋生，既是风雅之事，又足可糊口。因此，他亲自教儿子书法，又让儿子在14岁那年，拜陆廉夫为师，学国画。可惜，未学几年，陆师病故，绘事就停了下来。但他觉得儿子的“画笔尚好”，因此，当儿子去上海后，他还频频去信叮嘱，不要将书画丢弃。让他天天习字，并向上海另一位大画家冯超然请教。但俞振飞此时已迷上了京昆表演艺术，已无心思用功于书画。俞粟庐鞭长莫及，也再无精力管教，只得听之任之。

    以社会地位来说，俞粟庐只是一个清客、文人；就其经济情况而言，也仅能维持温饱而已。他不可能对儿子的前途作多种选择和理想的安排。但他见多识广，加上自己一生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却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他在给儿子的一封封家信中，谆谆教诲、反复叮咛的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如何坚守真诚宽容的品格：

    比年以来，见尔一无暴躁之气，并无诳言（尔母尝言之），但愿长能如此，则吾无虑矣！

    尔今就事沪上，虽非十分大好，总是称意顺境。须要格外卑躬谦和，切勿藐视他人，致遭人忌。至嘱至嘱！我自少出门，每事知者皆作不知，甚至人皆以我为不识一字，我深以为喜。……尔年方二十，前程远大，宜事事修省，不动不变，一身之内，尤当着意，至要至要！

    大凡出外就事之事，须得有一技之能，使人所不可及，而一生即可从此立足。学时务要勇猛精进，方能到此地步。

    廉夫能刻苦用功，方得成一代传人……尔年尚少，尤可力学。而问学一道，惟认定一真字，万古不磨。道也者，道此也；学也者，学此也。然真字反面即假字。一涉于假，一任他百般能事，终须一败涂地。

    纵观俞振飞的一生，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为人处世方面，都能遵循乃父的教导，身体力行；在京昆艺术方面，尤为刻苦用功，勇猛精进，将清曲与剧曲熔为一炉，成为一代宗师。

    碑林墨海任遨游

    俞粟庐一生有三项长技：骑马射箭、唱曲、书法。他曾将自己与前辈汤雨生作对比。汤曾以袭职为三江营守备，历升至温州乐清协副将，四十后辞官，隐居南京，与袁子才辈大名士交游，太平天国攻陷南京时遇难。俞粟庐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论诗文及画，我皆不能，而弓马杂技以及写字，汤当逊我。惟制曲予不能；而唱，汤虽能，终不及我。各有三长耳！”

    俞粟庐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松江提标营的高级幕僚魏彦。当时练习书法是每个文武官员必备的文化修养。俞粟庐并无向书艺发展之意，只是他在金山当守备时，与上级发生矛盾后，才产生了弃武从文的念头。于是，他一面拜韩华卿为师学昆曲，一面拜沈景修为师学书法。

    沈景修，字蒙叔，号寒柯，秀水（今嘉兴）人，生于道光十四年，卒于光绪二十五年。俞粟庐于同治十一年经友人姚仙槎介绍，拜沈景修为师。据他后来讲：“其时，松江亲属无一人言是。”为什么松江亲友反对他向沈景修学书法？信上虽未写明，但分析起来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沈景修并非闻名全国的大书法家；二是沈景修主张习北碑，可能与松江亲友的艺术观点相左。然而，俞粟庐不为所动，一头埋在汉魏碑刻之中，致力用功。他在沈师家中学书五年，在案头代其考订金石文字，并查历朝史书，为他日后的书法艺术和碑刻鉴定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光绪四年沈师就为俞粟庐写了仿单。仿单是旧时书画作品的标价，往往有书画界的名人出面定价，带有推荐的性质。沈师以仿单见惠，说明俞粟庐的书法已经学成，可以标价出售了。他第一次出售的书法作品是在震泽徐伯铭家所书写，半年中得一百多银元。光绪八年，他经松江提督推荐到苏州黄天荡水师营任帮办，主笔墨事，每月饷银36两（约60多块银元）。但他每年为求书者写寿屏五六堂，就可得银元三百余元。可见那时他的书法在江浙一带已颇有声名。

    有了颇丰的收人，他就广泛搜罗碑版拓本，并致力于考究金石之学。据俞振飞回忆，他小时候，父亲常带着他出人碑帖字画商店，凡有好的碑帖，店主总为父亲留着，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把他过继给店主，结为亲戚。当时画家陆廉夫也在苏州，两人一见如故，都致力于临写北碑，互相切磋，书艺大进。光绪二十年，沈景修到苏州，看到俞粟庐的书法成就，大为赞赏：“以为金石碑学目下不可多得。”沈景修一生教授书法，收徒八九十人，学成者也有30多人。但在他看来，能继承其衣钵者惟有俞粟庐一人。于是，他将自己家里珍藏的数百种旧碑拓本，让俞粟庐一一加跋。这是沈师对他的高度评价，一种特殊的荣誉。从此，俞粟庐的书法声名鹊起，求书者日多。后来，李平书、吴昌硕都曾为他写过仿单，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中年后喜用方笔

    俞粟庐的书法宗汉魏，主张习书应从汉隶、魏碑入手。他在写给五侄俞建侯的信中道：“乃等须将汉魏碑刻尽力操练纯粹，切忌忽略，须笔笔站得定，尤其忌切杜草率。”又道：“能肆力于六朝，后魏磨崖古刻数年，如登峨眉之顶，望诸山之土垒耳！”练字的要点，他归结为“雄、强、茂、密”四字。用笔上须注意“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继而后聊”、“无一笔直长而下”。这样练来，“始则板滞，至后来写熟，一笔写成，即有气势矣！从一字至一行，连贯而至十数行、数十行，大篇一气呵成，即成大家。”以上所论，虽只是片言只语，但确是他一生习书经验总结。他的字，中年后，喜用方笔，苍劲老辣；晚年为陆廉夫书写墓志铭，全文七百余字，一丝不苟，一气呵成，显示出极为深厚的功力。他的书法艺术主要传给他的堂侄俞建侯。俞建侯乃青浦名医，也能唱曲，但书法一道颇为用功。俞粟庐对他评价颇高：“笔力结构胜于往时，字画亦洁净有力，可喜。”

    俞粟庐一生交游除了度曲家，就是金石书画家和收藏家。早在民国初年，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从前清遗老那里收集了不少金石书画，文物古董，堆满了偌大一房间。他邀请了上海、苏州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定期到他家里逐一鉴别真伪。其中有吴昌硕、王一亭、毛子建、陆廉夫和俞粟庐。俞每每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俞振飞同往，让他增长见识，接受艺术熏陶。同时，他与李平书、吴昌硕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俞粟庐与陆廉夫的友谊更非寻常。那是光绪十二年陆廉夫尚未成名时，在苏州卖画，住在大井巷，矮屋3间，显得很寒酸。其时，俞粟庐在水师营任职，往来于苏州与黄天荡之间，偶然结识了陆廉夫，一番长谈，大为投机，遂为知友。两人在书法上都学北碑，相互切磋，一起用功。后来，俞为张家礼聘，他就介绍陆廉夫去张家作画，生活有所改善。同时，陆在张家临摹了不少历代名画，画艺大进，成为一代传人。陆去世后，俞粟庐亲书墓志铭，并由吴昌硕篆额。这块墓碑不知尚存否？然拓片犹在，足以佐证这三位大书画家的千古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