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南开社会学校友发起设立“苏驼奖教金”，初始资金10万元，用于奖励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心理学等三个专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尽管现在的社会工作学习者和从业者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苏驼这个名字，但苏驼在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历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创系系主任

苏驼出生于1932年，1949年以前曾参加地下学运工作，但是他很早就弃政就学，后来从事学校党务工作，高校工作经验比较丰富。1980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南开大学，希望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开设社会学专业，培养急需的社会学人才。当时，哲学系也正在尝试设立新的专业，立即接受了这个任务。有教师建议，从文科各系学满三年的学生中选拔一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这一建议得到了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腾维藻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决定由南开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苏驼担任该班班主任。

1981年，全国高校第一个社会学专业班在南开大学创办。从全国18所高等院校1977级文科生中选拔了43名学生学习一年，授予社会学和原学科双学位，以应急需。除了正式生以外，还招收了14名旁听生，1982年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不要小看这几十名学生，后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的领军人物，比较著名的有王思斌、宋林飞、蔡禾、彭华民等人，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的第一线。

1983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苏驼出任系主任，从而成为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7年内建立起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为重建中国社会学探索出一套“补课”模式，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社会学人的“黄埔军校”。1997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2003年改建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社会工作专门院系。

“广州会议”确立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

2017年4月16日，我们前往南开大学西南村一个普通的单元楼，去拜访年逾九旬的苏驼老先生。苏驼首先从社会工作的起源上，对我们讲起了社会工作在中国恢复重建的契机。他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是社会实际需要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国外最初是搞慈善救济事业，后来慢慢地发展成为一种专业、成为一门学科。所以，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需要，这是一个最大的动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依然如此。在中国，过去我们把本职以外的工作叫做“社会工作”。但社会工作和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化的助人活动。中国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社会工作专业，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很多学校都有社会工作专业或者说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但是当时也不是很发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高等院系学科调整，社会工作专业被取消了，主要由民政系统来做所谓的“社会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大的社会问题，但那时候做民政工作的干部水平都比较差，为了提高民政干部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民政系统建了好多社区大学，各地都搞这些。可以说，是也是当时的实际社会需求推动着社会工作的恢复。

苏驼回忆说，当时的民政部部长是崔乃夫。崔乃夫原来是兰州大学的教务长，所以他比较重视干部教育。他调任民政部门后，觉得干部专业素质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于是就推动了民政系统干部教育。民政部人事司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开始建设民政学校，全国一共四所：长沙、重庆、天津和济南各一所。此外，崔乃夫也感受到其他的部门都有学科的支持，但民政系统却没有专业与之对应，所以1985年他就请了费孝通来讲社会学。费孝通提出了“社会学和民政工作是一家”这个观点。费孝通的这句话影响很大，一下把社会学和民政工作拉近了距离。那之后，各地的民政厅、局就开始找社会学的专家来讲课。比如，天津市民政局长范宝俊就找我，让我给他们介绍一下社会学。后来范宝俊调任民政部副部长，觉得民政学校的级别不够，就提出在大学中设立学院培养民政干部，但由于没有谈成，所以民政就自己在北京东面的燕郊镇成立了民政管理干部学院。当时民政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朱传一。当时朱传一是研究社会保障的，崔乃夫找了朱传一和他一起推动社会工作，比如搞社区等等，朱传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苏驼总结道：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当时社会学发展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到底搞什么？”那时候，学界总是觉得什么都和社会学搭界。后来，我就和北京大学的袁方讨论这个问题：“社会学以后出来干什么呢，或者说什么工作非要搞社会学的不行？”后来说来说去，我们觉着就社会学应该是“方法”。比如说，社会调查，这个是社会学的专业所长。但后来觉得只有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北京大学最早提出了开展社会工作。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社会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上的标志是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的学科专业设置会议（下文称“广州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标志着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关键一步。当时参加这个规划会的有袁方、韩明谟、何肇发、孔令智……后来袁方是社会学的组长，我给他当了秘书，是我具体起草的这个规划。“广州会议”上，我和何肇发发力保的是社会心理学，但当时社会心理学争议不大。这次会议主要争议是社会工作，争论点在“叫社会管理还是社会工作”。通俗叫法是社会工作，北京大学很坚决的要叫社会工作。而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履宽副院长，认为应该叫社会管理。这个最有争执，后来照顾这两家，我们设置的专业名称为“社会管理与社会工作”。所以，是“广州会议”让社会工作学科确立下来。

“马甸会议”是社会工作恢复重建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那天的访谈当中，苏驼老先生还给我们讲到了“马甸会议”的地位问题。他说，“马甸会议”是1987年民政部邀请国家教委和一些高校学者在位于北京马甸的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社会工作发展论证会。“马甸会议”主要由民政部人事教育司组织筹划，从全国社会学界找了一批人参与，北大有袁方、潘乃谷，南开就是我和孔令智，中山大学是何肇发，上海大学是袁华音、袁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陆学艺，还有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赵子祥和济南民政学校的王青山……会上主要讨论社会工作专业的师资培养和课程设置，并提出建立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此外，“马甸会议”上，民政部还提出出资100万与高校联合办学——从1988年起10年内为民政部培养100名社会工作研究生。对于这次联合办学的机会，很多高校都在争取，最后确定的是北京大学。从整体上来说，“马甸会议”讨论得比较笼统，后来民政部又专门在哈尔滨市民政局的一个招待所开了一个学科设定的专门会议，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过去讨论到底社会工作学科的具体设置，这次会议就比较具体了。

最后，苏驼现实总结说，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需要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马甸会议”是成功地把这二者结合了起来，或者说，马甸会议的学科意义在于让民政部门和社会学界衔接，从而建立了社会工作专业。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32周年。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历程，既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未来发展。在此，我们对苏驼老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他健康长寿。

刊发于《中国社会工作》2019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