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份，我去北京，同负责出版我新书的责编见面，她叫安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选刊》的编辑主任。她说，来过她们编辑室的人，都说这里还是八十年代的样子。的确，只有几层高的楼房，水泥地面，木头门窗，办公室的地上、架子上、桌面上……所有的空隙都堆满了书。还真是和我小时候在杂志插图中见到的‘编辑室’一模一样。

就坐在书堆中间，她说：“合同上写的是六月底之前上市，但如果上市时间真晚了几天，你不会拿合同来质问我，因为你知道，我会用心把这本书做好。同样，如果你交稿比合同的规定日期晚了几天，我也不会就去追究你违约，因为我相信，你会把书稿修订到最好。合同只是一种约束方式，我们都相信对方是真心想做好这本书，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时，已近正午，窗外阳光明媚，屋内仍旧弥漫着浓浓的旧日气息，而我们正在交谈的，是一个更古老的话题——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曾经，我们崇尚的是君子一言、一诺千金；信守的，是仁义礼智信，一个‘信’字在人与人之间维系了几千年。那时也有落在纸上的文书契约，但在每一份契约形成文字的同时，一道更为强韧的道德准绳就已经落在了人们的心中。那道准绳不需要多么严密的司法解释，只有简单一句话：说到，就会做到。如果做不到，我相信，你必有原由。

前几天，恰逢雨水节气。看到一条旧时关于‘雨水’的风俗：出嫁的女儿在这一天要回娘家探望父母，还要给母亲带一段红绸，和一罐炖肉。我由此发出感慨：如果按照过去的习俗生活，我们似乎能拥有很多有意思的时光，让我们可以一个日子接一个日子细细雕琢完这一生。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应该可以送啊，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的确不是难事，我和娘家在同一座城市，如果不堵车，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想回家，随时都可以。可这的确又是很难很难的事，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回家探望，这是和每年大年初二一样，约定俗成的女儿‘归宁’，需要所有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有充分的准备。而我们不可能再有这种准备了，人们已经在记忆中彻底遗忘了这个习俗。所以，纵然遗憾，这些习俗也只能属于过去，与现实再无关系。

也是在前几天，我对了一个对联。出联人特别强调，其中一个字要依照古法读音，是仄韵。一位老师对我说，在我们吴方言里，这个字就是仄韵，而且，吴语中，有很多字至今都是使用古韵。我曾经因为好奇，专门向人请教过吴语中的俚语，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一位从事音乐的专家给我讲吴歌，但却从未想到，它们就是仍旧鲜活着的古代语言。

是不是，每一种方言，都有古代语言的灵魂贯穿于其中。可方言，也和习俗一样，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急速退去，而且消逝的太快了，即使伸出手，也已触摸不到它们，只能看到一个渐渐模糊的背影。

在厦门，很多村落仍旧保留着祠堂。据史载，历史上有若干次，中原的名门望族或因为躲避战乱，或因为社会动荡，举家迁居岭南。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管多远，都要带着祖先的牌位，也不管定居在哪里，都要建起祠堂，给祖先一处居所。族谱在，祠堂在，家族的根脉就在，即使人飘零的再远，也不会断绝了和过去的渊源。

人，是需要‘过去’的，就如同人需要‘现在’和‘未来’。‘未来’是希望，因为它供我们眺望；‘现在’是幸福，因为它告诉我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过去’，就是我们心中需要倚靠的那座山。

每当累了、彷徨了、茫然了，就回头看一看那座山，伸手摸一摸已经坚韧矗立了千万年的岩石，听一听山间传来的回声，想一想，山上纵横交错的每一条路，都有无数人走过，都通向未来。

古韵可以消失，习俗可以湮灭，在这种大迁徙时代，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座祠堂。但即使这些都不存在了，也不要让我们和‘过去’之间隔一道深深的忘川，因为，我们需要‘过去’，甚于‘过去’需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