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市管阳镇章峰村风光秀美、人杰地灵，孕育了一个名门望族——“章峰李氏”。每当有人提起“章峰李”，我就想起我的外公李幹民。

       小时候，母亲经常教育我要学习几个舅舅，养成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母亲说得最多的是三舅李永波。后来，去外公家里看到橱子里有《商经》和《朱子家训》等书。原来外公年轻时除了认真经商外，还研究家教，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家境不错，但外公总是要求子女生活要节俭。几个舅舅学习用品、衣裤、鞋子都是大传小接着用，零花钱也是控制很严的。

       我在福安读小学时放假回福鼎，常到大姑妈家里找表哥玩，也常常顺道经过外公任经理的国营棉布商店。我看到营业员都是根据顾客指定的布匹，拿下按顾客要求的尺寸用剪刀打个缺口，手握两边用力撕，然后把扯下的一块打包交给顾客。而外公不同，常常是量完尺寸，用米尺按着用粉板画线，然后用剪刀一刀一刀地剪。我问外公为什么这么慢慢剪？外公说：“以前我们自己家的布店都是用来撕的。但，布质不一样，有的布会撕歪了。为了不让顾客吃亏，量尺寸时都是多量一二寸。现在是公家的布，不管歪那一边都不好，所以，宁可一刀一刀地剪。”

        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农民来店里要求退还买去的布，年轻营业员说布已经剪了不能退，退回没人要的，只能当“布头”廉价卖出。这时刚好外公到店里，他就自己掏腰包用原价把它买下，寄在店里当“布头”卖。多日以后我看到这块布又到了外公家，原来没人买，外公把它带回家了。这时我才明白外公家里为什么时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布头”。

       外公朋友多，在福鼎名医生就有好几个，听说外公病了他们都会未请自来。县医院名中医郑良怀先生可能比外公年龄大，我看到他拄着拐杖来的。他看病的特点是用三根指头一按一松，摸摸胡子思考许久许久才开方。有一次对我母亲说“燈妹，冬瓜汤会祛湿熬些给你阿家（方言对父亲的一种称呼）喝，味精放一些，好吃又营养。”每次看着县医院名西医王华威先生背着出诊箱挺着将军肚气势轩昂，我就肃然起敬。街头顶上官锐官先生身材高挑，着白色唐装风度翩翩、仙风道骨，带着一大堆医疗设备，我最感兴趣，经常偷偷拨弄一番。官先生和蔼可亲，摸摸我的头和脸，从来没骂我。有一次恰巧父亲也在，对王华威医生说：“都是劳你亲自跑上来，很过意不去！”王医生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和刚学的福鼎方言说“我刚来福鼎，受到你阿家很大的帮助，现在路上一碰到，还说家里缺什么，尽管前来拿。”

       前年，我和福鼎法院青年法官王志庭长一起审理案件，对当事人所作所为和在法庭上的表现，休庭以后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为人做事都有报应的，都会影响后人的，诚信为人诚实说话等于为自己子女修桥铺路。”我心里一愣：王庭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在难得。因为我感受很深，外公的为人处世，给我带来许多的笑脸和善的回馈。我从小随父亲生活在外地，只有学校放假和外公生病时才和母亲回福鼎，和外公接触不多，只能从外公一些故人的只言片语的赞誉中知晓外公的一些为人的往事。

       家住街头顶的粮站干部叶钗妹，年轻时是外公的店员。母亲称他“钗妹哥”，教我叫舅舅。钗妹舅舅和舅妈对我可好了，每次到他们家总有糖果、甘蔗招待，有时还吃到街头顶馄饨。据钗妹舅舅说，有一次三门里新来的伙计偷了外公的米，外公知道他家里穷，母亲又生病。不但没有解雇他，反而让钗妹舅舅背一袋米拿点钱代表外公到三门里看望他们家。福鼎县农会主席张弟年轻时也在外公店里打工。外公看他没房住，就把自己的两间木房送给他。

       外公有个叔伯兄弟叫李承春，即著名的“白茶仙子”翁雯雯的曾外公，是外公的左膀右臂。母亲教我呼“春外公”。我很小的时候，春外公常常抱我，我面对面拔过他的胡子。他家住中山堂电影院正对面。每当我去看电影，快散场时春外公或者春外婆会到出口处等待、拦截我，带到家里捧出冷热、酸辣适中的北门馄饨。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一想到春外公和春外婆就想到浓稠适中十分可口的北门馄饨，不是现在那种尽是酸辣汤的馄饨可比的。

       据春外公说，外公有个亲弟弟叫李干祥得肺痨病，丧失劳动能力，也没有儿子。外公给他添置房产，用黄金换盘尼西林为他治病，把二儿子永钦过继给他，为他夫妻二老养老送终。外公朋友多消息灵通，每当温州上海等地有新布上市受欢迎，外公总是让春外公去通知其他布店，发动大家进货。

       春外公说外公用人看人品，对店里伙计是这样，交朋友找女婿也是这样。那年听到一个青年学生在街上搞宣传唱歌，看他眉目清秀声音好甚是疼爱，就一直打听是谁家男孩？打听到是我二妗婆娘家方家的侄儿叫永成是亲戚，喜出望外。后来到了母亲谈婚论嫁的年龄就托春外公说媒。当时，很多有钱人向外公提亲，外公却把母亲嫁给因家境差，没有钱给官员和校长送礼，在点头果阳小学代课，每月只能向原任教师分一半45斤糙米的我的父亲。解放了，父亲正式入伍，52年被评为模范教师，又被保送上华东师大，成为福安师范的教师待遇很好。而原来向外公提亲的富家子弟，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现在在街上摆花生糖果。外公的朋友们都赞扬外公有眼光，看人看人品看得远，不看钱财不看眼前。

       外公和一些老朋友相聚，常提起两个人名“郑虎”、“李海”。我上学后听老师讲红军的故事，知道原来那人叫郑丹甫，外公说的“丹甫”方言接近“郑虎”，我听错了。那年外公病重，丹甫从省城来福鼎看望外公，一起前来的有县工商联的干部，由钗妹舅舅带路。丹甫对大家说，“陕北有个李鼎铭，闽东有个李干民。当年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困难时，我到城里向大的商号借钱都会开借条，就是干民先生从来不要借条。后来还听说叶钗妹、张弟等人都是受他鼓励，参加土改运动，成为积极分子。现在干民先生病重，把家具都出卖治病。共产党是有情有义的，你们地方上应该给与照顾。”我写这篇文章前找二舅落实一下，以后是由福鼎政协出面给外公补助400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算是不小的数目。应了外公以前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仁义的党”“有道德的党”。外公逝世许多年以后，政府还自动把“公私合营”时外公投资的北门店屋低价让舅舅们赎回。如果外公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一定还会说“中国共产党是诚信的党”。

       我刚读初中就开始自学大学的音乐理论课程，看上了鲁厚崇大哥家里几本苏联版教材，常去翻阅，和他家里很多人都熟悉。有回上门遇到久闻大名尚未谋面的福鼎电业的创始人，鲁大哥的父亲鲁丽生大伯，正在闭目养神。鲁大哥的母亲大声说“阿庭来了，阿庭是永成的仔，干民的外孙”。丽生伯突然来精神，仔细端详了我，说“永成仔像永成。”接着他把话匣子打开了滔滔不绝向我说起来：“你外公是优秀的商人，虽然不懂电，但，思想很开明，支持新生的东西，当时，我们几个人创办火力发电厂就受到他支持。是他帮助我们到温州、上海等地购买设备并且帮助运回来。我知道前前后后贴补了不少钱。”“福鼎电厂成立了你外公带头登记开户。”……

       小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人家里晚上都是点着昏暗的冒烟难闻的小煤油灯，而外公家里是点宽幅扁嘴有灯罩不冒烟的大油灯，做大事时用汽灯。后来又用上电灯，而且还可以是前门开灯到家熄灯。每次去外公家和离开时，我总是抢在母亲前面去开灯和熄灯。听了鲁大伯的话，我知道社会是发展的，外公开明，总是走在很多人的前面，接受新生事物。

       外公常提起孙中山，我曾经问孙中山是谁？外公讲得很多，我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兴中会”“驱除鞑虏”。听得懂的是“孙中山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蒋介石。一个代表光明和进步，一个代表黑暗和落后。”按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外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我十分钦佩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信，在中国革命早期就预见中国革命会受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外公的言和行证明了这一点。

     “稻子不高，稗子反而高”母亲的祖父看到她比舅舅长得高不高兴。还有“女孩子不要读书”的说法。当母亲不经意说到这些事时，从来没有说外公怎么抵制他的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很聪明，字写得好。七十几岁生病卧床，二舅电话换号码，她听一遍记得牢牢的。可是，母亲出嫁时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和外公的家境不般配。是我出生以后她才上初中，她的同学好几个后来是我的同事。经常把我小时候是保姆“桂”外妗抱到学校，“冬梅姐”（我母亲）到教室后面背朝外喂乳当做笑料交谈。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母亲二十四岁大个子少妇抱着儿子，和年龄只是她一半的小孩子同居一室互称同学，这是多么尴尬和需要勇气，绝对是奇葩。今天分析起来外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敢于和共产党交往。绝不会不敢抵制他的父亲，可见外公本身重男轻女的思想也相当严重。

       解放后很多年福鼎到福安、福州才通车，外公年轻时经商的路是先步行经过浙江灵溪，再乘船去温州的。外公家里信袋插着很多温州、杭州、上海朋友来信，看信封那些字迹或端正秀丽或龙飞凤舞。外公属于受温商精神影响比较大的福建商人。改革开放时期温州经济大爆发，温派商人被商界誉为“东方犹太人”。我后悔年轻时沉迷于无线电电子技术，它更新换代太快了，致使我一事无成。如果人生能重来，我会从研究我的外公入门去研究温商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也许能写出几篇有意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