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崔辰

http://www.yishushijie.com/magazine/2007/2007.07/12/2.jpg   看完《秉爱》，我相信人对土地的敬畏和依赖，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神圣感。秉爱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呈现在镜头里，她犹如生长在土地上的一棵坚韧的植物，这种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一旦被割裂，就会失去根本，陷入痛苦中。她所说的“人的灵魂是不会轻易地跟着身体走的”的朴素的人生哲学变得充满了神圣意味，令人敬畏。
   如秉爱这样寻常的农村妇女，在浩大的工程面前，只是一粒微尘。但导演冯艳的镜头将秉爱的生活点滴，与家人、土地之间谐共存的生活在镜头前放大。这部片长接近两个小时的纪录片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技巧或者修饰的痕迹，也没有精心结构，即使是涉及一些策略性的改变，也都是以字幕的方式略点一二。而这种不着痕迹的手法使《秉爱》的质地如同璞玉。冯艳的拍摄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小川绅介的影响：不干涉，不强调，让事情发生，让人物呈现。
片子的开头部分，1996年，秉爱在镜头前的面容还是一个扎小辫的健康少妇模样，2002年，仅仅六年之后的秉爱，时光在她的脸上雕刻出了岁月的痕迹，已经是一个渐显老态的中年妇女。这个时候，周围的村民都迁走了，只有秉爱家的小屋还伫立在原地。但同时，她还在坚持，还在相信，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并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表示了满足：作为一个女人，因品行端正而能够获得丈夫和孩子的尊重。
  秉爱的生活有三面：和村干部交涉、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和土地在一起劳作。最感人的是片中这些段落，秉爱坐在江边或家门口，讲述着她作为女性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子还有那些作为女人的隐痛。只有在此刻单独面对镜头的时候，作为女性的秉爱才显现出来。张秉爱是在认识冯艳多年之后才打开心扉。冯艳一直安静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等到这“与人邂逅的喜悦”，这些是片中最为珍贵的段落，《秉爱》很大程度上的成功在于冯艳作为拍摄者的诚实和坚持。因挖掘出被摄者最内心深处的情绪，一部朴实的影片显现出最动人的华彩。
一切默不作声，又缓缓进行，一切平静地如同秉爱身后的江水。



冯艳访谈

http://www.yishushijie.com/magazine/2007/2007.07/12/1.jpg ArtWorld：从199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以来，你是怎样选择题材和拍摄对对象的？
冯艳：1994年初我第一次拿起摄影机，没有任何影像方面的经验，我的第一部片子，拍摄的是一个在贫困山区的村小代课的18岁女教师和她教的十几个孩子。在湖南省桑植县，是国家指定的重点贫困县。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我认为贫困的现状在视觉上可能比较直观。那时我正在日本一个NGO团体做志愿者，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我在那里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不仅贫困地区有许多孩子失学，而且村小几乎都是由代课老师在支撑。我拍的这个三漤子村，当时就是一个要走几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的地方。穷山恶水，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因为没有老师肯来，村长不得已才叫自己初中刚毕业的女儿当了代课老师。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村子和小学校的时候，就决定拍它。因为我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纯朴可爱的孩子们，连那个老师，也还稚气未脱，而且那个村子住的都是土家族，因为山高路远，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当然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贫困是最直观最容易表达的东西，但在拍的过程中才发现，贫困丝毫不能泯灭人们心灵中那些美好情感。结果，片子拍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94年7月那个暑假，我开始着手三峡题材，当时人大已经通过了三峡水库建设的提案，而我正在日本读环境经济学，就本能地对这个题材发生了兴趣。但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我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命运的改变。
至于拍摄对象的选择，我好像从来没有刻意去选择过。因为有些人虽然很有代表性，很适合你片子的主题，但他也许并不乐意让你拍，或者你从这个人物身上不能产生共鸣。所以我认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机遇和缘分都非常重要。我所拍过的人物，都是我在那里的生活中所遇到的最触动我的人。她们的人生经验或生活方式，触动了我的某种情感，或感动，或敬佩，或同情等等。总之，是这些情感激发了我拍摄的欲望。


ArtWorld：《秉爱》拍摄的时间跨度6年，分别是1996年和2002年，而中间并没有拍摄素材，这样的时间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冯艳：开始拍摄秉爱是在1995年。片中第一次出现时间的字幕是96年开始移民的时候，其实开始的那些家庭生活的场面是95年拍摄的。95年到97年我一直在拍摄，但片中使用的主要是1996和2002年拍摄的素材。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尽管是一个记录，但它并不等于一本流水账，我只需把我认为和刻画这个人物有关的部分用进去就可以了。98年我生了小孩，停顿了将近5年的时间。

ArtWorld：你曾经翻译过小川绅介写的纪录片的书，也在日本留学多年，是否受到小川等日本纪录片制作者的影响？
冯艳：1993年我的一个朋友约我一同去山形看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许多不同风格的纪录片，受到极大震撼。我看了小川绅介、土本典昭、怀斯曼等很多人的纪录片。我惊讶，原来纪录片可以用这么多形式去表现。当时，小川的《收割电影》刚刚出版，我读了那本书，激动得夜不能寐。他书中有许多地方讲的是和人邂逅的喜悦，以及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再后来一年多时间，在翻译那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着手拍摄我的第一个作品，我发现，我的立场、视点以及介入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小川很深的影响。比如说，小川曾说过：拍摄纪录片，其实是在拍你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到现在都是我的座右铭。

ArtWorld：秉爱对两个孩子寄托了人生的所有希望，这也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寄托所在，但纪录片中，除了秉爱到儿子高中的一段，很少用影像表现她作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即使那一段也是以“移民”对儿子心态的影响为核心的，片中更多的是通过她的语言来表现她对家庭、人生的态度，她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充满了自己的哲理，比如论及人的灵魂“人的灵魂不轻易跟人走”，那一段，让人难忘，是否秉爱的语言充满了她的个人特色，促使你以她的自述拍摄了很多场面？
冯艳：本来也拍摄了很多家庭生活片断，但《秉爱》是一个人物肖像，所以在片中我更想展现的是秉爱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从哪里来，她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正像你说的“秉爱对孩子寄托了人生的所有希望，这也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寄托所在”一样，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普通观众可以理解，也是在我们想象范围之内的。而秉爱所讲述的一切，更多的是她的个人经验和她的人生哲学，对观众理解这个人物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是我在剪辑的时候，进行取舍的一个标准。

ArtWorld：片中有很多秉爱在山上、在家中劳动的镜头，在这些场面里，她都是在运动着的，而安静的几段是秉爱在江水边、家门口的自述，谈论的是恋爱、结婚、生育，一些非常女性的话题，而且这几段关于女性个人经验，而非“移民”段落的叙述给了全片一种特殊的节奏感，对于这些你怎么考虑？
冯艳：《秉爱》的剪辑历时3年，中间几经易稿。这期间我最重要的心得就是：纪录片的架构，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比如说秉爱所有个人经验的讲述，都是在2002年的拍摄中拍到的。当人感觉到压力大到不能承受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去寻找发泄口。秉爱就是这样。虽然她的村子从1996年就开始移民，但那个时候，水还没有涨上来。但现在，不走，就意味着房子要被淹掉。当秉爱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在和干部交涉的空隙，不停地对着摄影机“倾诉”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她的所有决定，所有行为，都是以她个人的人生经验为依据的。在《秉爱》定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穿插，和我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想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当然，这只是针对这一部片子的我个人的感受。

ArtWorld：《秉爱》中有很多声画对位的处理，你对纪录片的声音处理有怎样的考虑和经验？
冯艳：《秉爱》中的很多讲述是在晚上，吃过饭后聊天的时候自发讲的。而且当时她家已经被断电，无法拍摄画面，所以只录了声音。但这些自发的讲述非常重要，而且你不可能让对方重讲，那样讲述的气氛和内容都会打很多折扣。所以片子中有一些声画对位的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我更喜欢一个人直接对着镜头讲话的方式，但我发现，这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果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差，有的反而更好。比如“人的灵魂是不能轻易跟着身体一起走”的那段，使用的画面是她在一片废墟中捡猪草的镜头。当她讲到“我现在做梦到这里来了，这儿”，也就是说，她的灵魂刚刚来到婚家的时候，这里却成了一片废墟，而且她也很快就要离开。我觉得这个反讽使话语所传达出来的内容更有力量。

ArtWorld：发现你在情绪上非常节制，淡淡的几段字幕表示了三峡移民的情况和状态，但是并没有刻意地表现一种冲突，几段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拍摄也非常冷静。因为克制，所有的现实显得更为清晰和令人惊异，这种克制和冷静的态度是否是你的追求？
冯艳：这些年的拍摄里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冲突，反而使我这样想：原来这里的人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冲突之中。而且移民对那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关系到今后生活的重大事件，不可能轻易地下走或不走的结论。所以，冲突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如果在纪录片中刻意强调了这种冲突，那观众也许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你走，只是被这些好看的东西吸引，而没有时间去思考现实背后的东西。所以，针对这个片子来说，在剪辑中保持克制和冷静是必要的。

ArtWorld：在三峡工程的大背景下，有很多人拿起了摄像机，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关于三峡的纪录片，你所关注的是三峡移民大背景下的女人和其家庭命运，尤其在《秉爱》里，她个人的命运和她对生活的态度表现得很突出，在同样的大背景下，你觉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冯艳：比起宏大叙事，我更偏向描述那些渺小的个人存在。因为我觉得社会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对这些个人经验和生活的描述，也是这个时代历史纪录的一部分。特别是小型摄影机的出现，给这种记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且这也是我凭借一己之力力所能及的。

ArtWorld：什么是你理想中纪录片的真实？
冯艳：什么才是“真实”？这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我理解的纪录片的真实在每一个创作者和观众的心里。我只是拍摄了一个人物，并把她的故事呈现给观众，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真实。我所展现的，只不过是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和我的思考，观众会通过看我的片子，来理解和判断他们所看到的现实。

ArtWorld：你曾经说张秉爱是你采访的人中最慢热型的一位。对于这样慢热型的人，你是怎样达到良好的沟通和融合的？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倔强和执著，在你的理解里，秉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冯艳：我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待一个人打开心灵窗口，是需要耐心和努力的。其实和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你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而且1998年之前我长期和他们一起生活，对她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有关移民的任何采访也都是多余的。我想听她讲述个人的故事，但这些不是能够要求来的。只能等待，等待那个使她开口的契机，等待我得到她完全信任的一刻。
我觉得可以说张秉爱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她勤恳耐劳，重情义讲信义，为家庭和孩子默默地付出。这些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她都有，但同时，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她也有。那就是和命运抗争的那份自信。她之所以选择留下，并不是完全因为她舍不得土地。对张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又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的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但同时，唯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在她的一生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她可以把握的，甚至爱情。只有土地，因为“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她要紧紧守住它，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她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不仅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我认为张秉爱和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的地方，是她对命运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努力去把握命运。她是一个有主见，能审时度势的人。强加给她的东西，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她都敢说“不”。这是许多传统女性所做不到的。

ArtWorld：会一直拍摄纪录片吗？正在拍摄中的纪录片是什么类型的？会不会拍摄和《秉爱》完全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或其他形式的影像作品？
冯艳：目前正在做的片子叫《长江边的女人》，是从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之前就跟踪的4个住在库区的女性。其中包括张秉爱。4个人物已经独立剪辑完成，现在正在做整体的纸上剪辑，年底前还会去做最后的拍摄。我想，这部片子应该比《秉爱》在内容上更宏观一些，它涉及了4个年龄、经历、立场各不相同女性，在面对失去家园和土地这一生活巨变时所做的不同选择，她们的苦闷、彷徨和复杂的思绪，以及她们的梦想和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
会不会一直拍摄纪录片，我想，只要内心里有表达的愿望，是不会放弃的。至于会不会拍摄和《秉爱》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或其他形式的影像作品，我想片子的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