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上午，去八宝山送别伍绍祖。几千人在长廊中排队等候，念叨着他在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任职期间的一幕幕。早就知道他的身体不好，不料走得这样急。

　　我曾在体委的许多会议上聆听绍祖主任的讲话，也曾几次与他单独谈话。无论事情后来怎样发展，人们后来怎样议论，我以为对他的评价应当符合历史，应当客观公正。至少，以下5件大事都是绍祖主任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出台；第二，制定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三，促成体育彩票发行；第四，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五，开展以足球为突破口的职业联赛。

    这几件大事使中国体育步入依法管理的时代，大众体育被提到竞技体育之先，聚合分散的社会资金助推体育事业成为常态，竞技项目管理体制开始向实体化协会过渡，适应市场经济的职业体育逐步与国际体育接轨。

　　绍祖主任做事讲究原则，在纪律面前是一位铁面孔。2000年年初，备战悉尼奥运会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伍绍祖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国体工会上，对到会的各地体育局长说：“你们说体委收了钱，又不肯揭发，究竟是真是假？我保证，被揭发的人绝无可能再去整谁。第四届城运会上查出陕西有一例兴奋剂阳性，是总局××中心的人卖的药，上午揭出来，下午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搞兴奋剂卑鄙无耻，道德沦丧，一经查出就要严办。即使是被陷害，也要处理，做个牺牲。”他还说：“新千年不要再搞卑鄙无耻的东西了。花钱买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再有发现，严惩不贷。这不是空穴来风，三万五万拿出来了，这是行贿，害人啊！总局就此以党组名义下发了文件，勿谓言之不预！”

绍祖主任很长时间保持着军人作风，工作扎实，他的想法来自调查研究，来自学习和思考。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反复强调“体育事业要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观对体育改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审时度势，抓住1992年改革大潮的机遇，勇敢推进足球职业联赛的筹备。

还是在1990年深秋，为考察全国冬运会筹备情况，伍绍祖来到黑龙江。晚上，秘书谢亚龙把电话打到宾馆，说“伍主任请你过来谈谈”。那时候，北京亚运会刚落幕不久，高丰文执教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在国庆之夜被泰国队淘汰，社会反响强烈。伍绍祖要我详细谈谈对足球项目及国家队建设的意见，包括主教练推荐人选和理由。我谈了有人推荐从徐根宝和戚务生两人中产生，又向他提出了另两位可供备选的教练，还谈了对改进体育工作的一些想法。伍绍祖在本子上仔细记录，很少插话。他有凡事都要做笔记的好习惯。

1992年国奥兵败吉隆坡，伍绍祖将足球改革的操作重任交给了44岁的王俊生。他领着王俊生参加各类座谈和研讨，广泛听取意见。在北京南郊一处招待所里，绍祖主任主持座谈会，议题是中国体育如何创建俱乐部。在中国，俱乐部曾长期被视为禁区，似乎姓“资”不姓“社”。到会发言的有当时还在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张路，有来自改革前沿的广州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还有天津海河长跑俱乐部的代表。说起办俱乐部，大家都很兴奋。当年的红山口和次年棒棰岛两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伍绍祖的几次讲话从改革大局出发，对足球职业化提出系统看法，帮助足球界解放思想，鼓励足球界大胆尝试。他说：“说：“整顿赛风、改进赛制、建立足球特区、实行职业化体制、聘请外籍教练等，只要适合中国国情，就应当允许试验，错了再改。”

后来，足球界接连发生球员腰包迅速膨胀、转会盛行签字费、十强赛兵败金州、假球黑哨抬头等情况。伍绍祖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可惜，很多人热衷于争议足球改革是不是走得太快，没有坚持以不断深化改革的态度来面对，甚至有所停滞。伍绍祖主政时代与后来出现的问题有着社会环境的差异。在他离开体育总局以后的十几年中，足球改革再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和进展，人们对足球发展现状的不满愈加强烈。

时至今日，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金牌不少，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也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吃的是传统体制的老本，另一方面受益于伍绍祖任职时期的过渡性改革举措。历史进程是由一个个发展阶段串接而成的，绍祖主任作为改革初期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尽职尽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愿故人安息，后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