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广州采访亚运会，无论如何要回京为老范送上最后一程。

    11月21日，八宝山，风刮得特别大。这些年，多次来此与亲友诀别，包括两年之内先后将我的双亲送走。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小的顶多二十来岁，估计不一定见过老范；老的相信已经八十开外，要人搀扶。两个小时，站在深秋的寒风中，人们交换着自己与老范接触中的二三事，大都极小，极普通，极真实。最终，差不多都是同样的一句：“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在老范任下工作是一种幸运，得到的是指导和教诲，而不是不知所措。人都会长大、变老，在年轻人乃至孩子面前，太多人在用自己的威严换取他人的敬畏，而无多少使人受益之处，无论主观上如何，客观效果往往如此。唯老范不然，永远是那张和气的脸，那种并不洪亮的声音。

　　初识老范，是1981年夏天，我还在读大四，到辽宁日报实习，接到通知，请范敬宜与大家座谈，其实是讲课。关于农村问题的评论写作并未引起同学们多大兴趣和注意，所谓“机会难得”也只是听别人说，自己没有多少感觉。

　　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老范亲自批准，我第一次踏进世界杯的赛场。这也是人民日报第一次派记者从北京远涉重洋采访世界杯赛。第二年，老范亲自审改，我第一次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赶上了，否则可能会推迟很多年，也许永远没做成。

老范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坚持与各位副总编辑一起轮值夜班。当时，上夜班是总编辑的“规定动作”，认真做“值班手记”，老范是第一人。送审大样时，我曾问他“敬宜”二字作何解，为什么见过别人也取名“敬宜”。老范笑呵呵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吧，就是两个字，名字就是个符号嘛！”说罢，在大样上签上又漂亮又熟悉的“范敬宜”三个字。

记得老范调来人民日报之初，早上，小轿车将他送到编辑部楼前。他下车后慢慢地走上台阶，却被传达室的老师傅截住，要查他的证件。估计老范还没有办理报社的证件，在那里犯难。有人赶紧告诉师傅：“这是新来的总编辑范敬宜。”老师傅顿觉不敬，连忙道歉，他确实不认识。老范朝师傅点点头，送过宽慰的微笑，提着包进了大楼，师傅还站在那里懊悔，简直是列宁进克林姆林宫被卫兵拦住的中国版。如今，师傅也出现在八宝山送行的人流之中，默默无语……

　　范敬宜，曾经是我们的编辑，永远是我们的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