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8点前起床，做做伸展运动，吃完早餐后去乐团排练，排练包括两次完整演奏既定曲目，然后精疲力尽地回家，享用妻子准备的晚餐。这是世界著名指挥家大卫.津曼每个工作日的固定行程。不过11月3日，排练完毕他仍不能回家，因为这一天是他与合作了16年的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的日子。此次演出是这一组合首次在中国亮相，演出者、主办方和观众都十分期待。晚7点半，75岁仍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的大卫.津曼准时出现在舞台上。

    两天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指挥家提起一件童年往事。那时他家在纽约，对面住着一位天天弹钢琴的人。还不懂事的大卫.津曼与伙伴们总是捉弄他，朝他家的窗户扔石头。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个虚弱而落魄的人竟是伟大的作曲家贝拉.巴托克。因此产生的愧疚感伴随着大卫.津曼此后的指挥生涯，他说，这也是他必须尽已所能去诠释伟大作品的原因之一。

    演出的安排颇为古怪，“头重脚轻”得厉害。上半场只有一曲舒伯特 《E大调第七“未完成”交响曲》，短短20分钟，如同序曲，接着便是20分钟的中场休息。下半场长达70分钟的马勒《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才是重头。适逢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00周年，津曼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又对马勒情有独钟，他们于去年录制完成了马勒的十部交响。第五交响曲创作于马勒职业生涯的中期，津曼认为它一方面立足于他过去的作品中，另一方面已经迈进了对未来的诠释，这对于一直致力于推广新音乐的津曼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当天的演出完美地展现了指挥家与乐团多年磨合、天衣无缝的默契，丝丝入扣的配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乐曲本身的冲突。津曼将他对马勒的深厚情感通过指挥棒传递给了乐团，使这支拥有143年历史的老牌乐团迸发出年轻华丽的激情——尽管他已不像年轻时那样以狂野的方式来表现马勒的内心冲突，而是越来越将狂野留给乐团，自己则“专注于乐曲的行进”。因此当晚乐团对第五乐章回旋曲的表现，反而比最为人所知的第四乐章——曾被用于电影《魂断威尼斯》的小柔板——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马勒较少以颂歌式的欢乐乐章作为结尾，当第五交响曲这一例外在壮丽的乐声中结束时，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津曼谢幕5次后，观众才陆续离去。

    此次见到大卫.津曼，发现他的络腮胡比照片上少，回答问题的热情却比邮件往来时高。他是个性情中人，当被问及如果将作品中的喜怒哀乐，尤其是爱的感受传递给乐队，他高兴地表示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指挥家首先要将音乐内化，音乐能够使人以独特的方式感受过去人们的环境与情感，当指挥家把这些带入内心，他就能自然而然地通过手势与表情把感受传达给乐团。津曼也曾是坐在舞台上的乐手，他说，乐手一眼就能看出指挥家是否完全消化了他所指挥的音乐。而津曼自第一次听到马勒的音乐并被吸引开始，就一直试图走进马勒的内心。当他提及马勒挚爱的妻子阿尔玛对音乐家的不忠时，对音乐家的痛苦充满了同情。“尽管他们的婚姻像一出糟糕的肥皂剧，但马勒是如此完美主义的人，这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指挥家说，“我自己生活中也有绝望与振奋，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感同身受。”

    谈及与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之间的一桩往事，指挥家更表现出了真性情。在与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合作的13年间，他们演出了大量新音乐，但在约满后，大卫.津曼发现乐团越来越趋于保守，停止了所有新音乐的演出，因此他拒绝了乐团授予他的荣誉指挥家称号。“我觉得这对于我13年的努力是一种侮辱，”他说，“可能我的原因比较自私，但我强烈地认为，多指挥新音乐和自己祖国的音乐，是很重要的。”

    如今，大卫.津曼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的合作十分愉快，不久前，他将合约续签到了2014年。接下来，他们除了继续世界巡演以外，还将完成舒伯特所有交响曲以及马勒其他作品的录制工作。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并非政府全资资助的乐团，因此他们需要自负百分之五十的预算，大约是每年3000万（货币单位？欧元？？）。然而津曼与乐团在欧洲的演出，仍然坚持演奏一部分新音乐，尽管因此有一些票房上的风险，但是指挥家与乐团行政总监对于在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中寻找平衡的追求是一致的。“演出新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不过也需要给观众一些挑战。”

B= 《外滩画报》

D= 大卫.津曼

    B：你走上音乐道路是受到家人的影响吗？

     D：可以说是的，但是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我的父母不是音乐家。他们只是非常喜爱音乐，我的家里总是放着非常好听的音乐。我母亲希望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在她的要求之下，我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我小时候和所有小孩一样不太愿意，但是我的母亲非常坚持。

    B：你最初接触音乐是通过学习小提琴，什么使你最终成为指挥家？

     D：我学习小提琴之后，会在一些小交响乐团中拉琴，我始终觉得我可以比站在我面前的人指挥得更好，所以我寻找机会指挥，并从此朝这条路走下去。同时我也学习了作曲，但我发现我没有成为一个作曲家的天赋和耐心，所以我决定将学到的作曲知识用于诠释他人的作品。

    B：你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合作了16年，在你眼中这是一支怎样的乐团？

     D：这是一支热情而快乐的高水平乐团，他们很灵活，可以胜任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你听他们演奏，你会感受到创造音乐的快乐，我希望这次中国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与乐团的良好关系从我们第一年合作就开始了，我们的波长是一样的，对乐团成长方向的理解也是同步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他们的成长，这在他们历年的录音中可以明显感觉到。

    B：你认为录制CD还是上台演出，对于一支交响乐团的成长更重要？

     D：同样重要。当然，作为一支管弦乐团演出是必须的，这也是成立管弦乐团的意义。我们在全球各地有许多巡演，演出也使乐团的士气得到鼓舞。同时，一支乐团演奏技艺的提高要靠录制唱片。在录唱片的过程中，团员之间能够不断地磨合。一般在舞台上，你会比较紧张，来不及反思调整，而录音可以反复听，从而发现有待改进的地方，做得更好。

    B：除了指挥，你现在仍弹奏乐器吗？

     D：我演奏室内乐，不过更专注于教学。

    B：你在苏黎世市政厅乐团创办了“Tonhalle LATE”迪斯科之夜，古典音乐会结束后，电子乐派对开始，听起来非常有趣。你也喜欢电子乐吗？

     D：这个活动是乐团吸引年轻人的方式。我对电子乐的认识非常有限，不过这不表示它不重要。我喜欢某一类电子乐，前提是我能识别出它的旋律。

    B：你曾说过你个人在情感上与马勒的作品十分亲近，能否具体谈谈指挥他作品时的感受？

     D：我想，与马勒情感上的共鸣是所有指挥家都会有的，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作曲家，也是出色的指挥家。他的指挥使我们知道如何均衡一部宏大的交响乐。

    马勒的作品充满了痛苦与救赎的主题，是他生命与人格的表达。我第一次听他的作品时13岁，在纽约。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我觉得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音乐，印象深刻。最初它吸引我的原因和柏辽兹吸引我的原因差不多，是因为音乐中奇异的特质。但后来我在其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它如何真正传达了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和人为乌托邦所作的努力。在我看来，马勒的音乐中最突出的部分是平静的部分和沉思的部分，而不是活跃和狂热的部分。你听得越多，就能发现越多。我指挥他的作品也是一样，当然我的理解在录音中已有所体现，但是每一场演出都有它独特的氛围，我也试图在其中发现新的东西。

    B：上世纪60年代，由于伯恩斯坦的倡导，马勒的音乐有一次重大的复兴。他使马勒受到各国乐团的欢迎，但也有人质疑他想“征服”马勒？你如何看待“征服”马勒的说法？

     D：我觉得这种质疑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们只将马勒看作一个神经质的人，那只是抓住了一小部分的他。因为他同时拥有非常纯粹的灵魂，如果你看过他指挥，你就能知道他是怎样的音乐家。他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音乐家，而且对于确认自己并未征服所有人极其感兴趣。有时候，你不得不去征服，但是矛盾的存在有它的道理，它们有多种存在方式、有不止一个层次。

    伯恩斯坦认为他就是马勒，所以他当然对他所做的很有信心。但是，对我来说诠释马勒非常有趣，是因为你去听马勒任何一部交响曲的十个版本，每个版本都完全不同，然而如果你去听十个贝多芬的版本，则几乎是一样的。奇怪的是，马勒精确地写下了他想要的，而贝多芬什么也没写。不同的人演出马勒，对拍子、平衡、表达等等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而每个人对自己的观点都很坚持。我相信马勒乐谱中的细节非常重要，如果这些细节你全部意识到了，对于马勒的音乐，你就会有一幅清晰的画面。

    B：对于不太熟悉马勒作品的观众，你会如何介绍马勒第五交响曲？

     D：首先，我会建议他们先听听我的唱片，再来听音乐会，这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一个交响曲的形式很特殊，前两个乐章是有关联的，第一乐章是一个葬礼游行，第二乐章是葬礼上激烈的冥想。接下来的谐谑曲中，圆号独奏非常重要。最后的两个乐章也是彼此关联的，著名的小柔板以及最后的回旋曲，同时使小柔板的欢快版本将交响曲带向激动人心的结束。

    B：多年以来，你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D：我今年已经75岁了，70年前我就开始学习音乐，所以说我和音乐一起渡过整整70年的人生。我觉得接近音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面对音乐时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新奇感，而是非常珍惜。因为生命有限，75岁的我手握指挥棒站在台上的机会可能所剩不多，这赋予我的音乐一种正确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回想我刚入行的时候，表现实在太糟糕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对音乐的感悟已经非常深刻。

    B：你获得过许多奖项，你如何看待专业声誉和大众口碑之间的关系？

     D：能够获得那么多荣誉，我觉得非常荣幸。我觉得，专业评价也部分地来自于公众的反馈。

    B：你与中国的音乐家合作的经历是怎样的？对他们有何评价？

     D：我主要和两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家合作过，一位是郎朗，一位是王羽佳。事实上，他们在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们了。他们在美国的老师也是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这位老师也跟我说这两位学生非常出众，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机会。因为我是阿斯彭音乐节的总监，所以在王羽佳14岁的时候，我邀请她和我一起演出，之后又邀请她和瑞士苏黎士市政厅管弦乐团一起演出贝多芬的作品。郎朗也是，在他非常年轻的我就听过他的演奏，也跟他有数次合作。多年前我还和当时在英国的傅聪有过合作。

    我看到现在中国诞生了一批非常年轻的音乐家，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出色的，我相信他们在未来的乐坛上一定会有出众的表现。可以在许多未来大师还很年轻时，在他们音乐生涯初期就认识他们，对我来是说非常荣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