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冰－－艺术家“种树”

 

 

徐冰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以“新英文书法”、“天书”和“地书”等知名。如今，这位艺术家却尝试“种树”：教孩子们画树，挑选他们的画展出，通过网上画廊售卖，所得款项用于种树。这一名为“木林森计划”的项目，最早在肯尼亚尝试并获得成功。这一次，徐冰把这个模式带回国内。11 月1日，“木林森计划展”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开幕。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徐冰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参与这个项目，使自己也成为一个帮助找回大森林的孩子。”

 

 

文/李静 冯珊珊（实习生）  图/小武

“过去有一个生活在大森林里的孩子，他叫扇。一天，他试着在一张树皮上画一只小虫子，不一会，这个虫子竟然爬了起来……”11月1日下午，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二楼，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正对着三十几个孩子，讲述这个类似于“神笔马良”的故事。

白色衬衫、牛仔裤，此时的徐冰温和、朴素，满脸笑容。他背后的墙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大字。孩子们围坐在两个长桌前，水彩、画笔、画纸、教科书铺满了桌面。

9岁的韩沐思坐在最靠近徐冰的位置，她正在认真地画一棵大树。大树是笔直的，大树下方有一块大石头和一丛草，十几种动物穿梭其中——那是大森林中的一棵树。

“小朋友的画会被卖掉，卖画的钱用来种树。”韩沐思用充满稚气的语气，描述着“木林森计划”的流程。按照计划，孩子们画笔下的树，最终将变成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树林。

这个简单而周密的造树计划，源自四年前徐冰的第一次肯尼亚之行。此后，他为肯尼亚山的原始森林谋得了第一笔资金。如今，徐冰把肯尼亚的造树模式与经验带回国内。

当天，“木林森计划展”在何香凝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肯尼亚孩子们的作品，并邀请深圳的孩子参与其中。

曾在海外旅居多年的徐冰以“天书”、“地书”和“新英文书法”等作品名扬海外。回国一年多，当众人企盼他的改变与突破时，他的第一个大型艺术活动，竟然是围绕充满稚气的孩子们绘画展开。

对此，徐冰自己的解释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参与这个项目，使自己也成为一个帮助找回大森林的孩子。”

 

肯尼亚之行的启发

 

 

2005年的一天，一位肯尼亚土著开着破旧的路虎越野车来到内罗毕机场，迎接来自纽约的中国艺术家徐冰和他的助手。当时，徐冰的身份是旅居美国的自由艺术家，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肯尼亚之行。

徐冰与肯尼亚的渊源和一个项目有关。那一年，徐冰参加一个名为“人类与自然”的项目。按项目要求，徐冰需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地，用在当地获得的经验，创作新的作品。

从纽约出发，到伦敦转机，到达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需要二十多个小时。从未去过肯尼亚的徐冰此前想象，那里一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希望做一些与动物有关的作品，是他选择肯尼亚的原因。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预言：“人类始祖的化石将在非洲发现。”果然，60年后，人类远祖的头盖骨化石在肯尼亚发现，这个被赤道横穿中部的国家，被称为“人类的摇篮”。数千年来，中部的肯尼亚山，总是环绕着浓密的原始森林。

但在过去几百年，这些森林被大量砍伐和破坏。越野车载着徐冰一行在肯尼亚的空阔地行驶时，每经过一个农场或村落，那位肯尼亚土著都会转过头来，告诉徐冰，那里曾经是浓密的原始森林。

2004年，第一位非洲女性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是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1977年，她在肯尼亚启动了“绿带运动”，带着女儿到偏远地带带领当地人种树，要恢复真正的原始森林。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肯尼亚就有一项政策：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在那里种树、种地。等树长大后，再给他们新的土地。这个政策后来被马塔伊取消了，她认为带有农耕性质的生态并不是真正的原始森林。

但很多肯尼亚土著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包括徐冰的向导。他告诉徐冰，树和人可以做到共生，环保最后还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他说他代表了当地很多人的意见，而被诺贝尔委员会认可的副部长马塔伊，则带有西方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

在向导的带领下，徐冰走访了当地的林业研究所、森林保护机构及动物保护组织。那时，徐冰才知道，在贫困的肯尼亚，捐助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位长在肯尼亚的美国人，已经是肯尼亚的家族基金会的第三代了，她的任务就是不断从西方找来资金。但所有的资金都是单向的，不容易长久，不能循环。“应该找到一个系统，让‘它’自己转起来。”徐冰这样想。

十天的旅程渐渐过去，徐冰对于单纯有关野生动物的素材早已没了兴趣。他发现，在这个位于非洲东部的国家，国家政治、经济政策、人及野生动物的生存，竟然都与树密切相关。

有一个细节打动了徐冰。从从肯尼亚山下来，那位土著向导背着徐冰和助手的所有行李，很重。但只要看到塑料袋等废弃物，他就弯下身，捡起来，带下山。这个普通的肯尼亚人对于环境的朴素意识，让徐冰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保证，比单方向的基金会的捐助更长久。为肯尼亚恢复森林绿带的自循环种树集资计划由此诞生。

 

 

“他们的画帮助了我的眼睛”

 

 

2008年，徐冰再次来到肯尼亚，他要教肯尼亚的孩子们画画。

“你们可以用各种颜料，画出自己的树。”徐冰说：“这些树会变成真正的树，长在肯尼亚山里。”

对着几百个陌生的孩子，徐冰并不是在讲童话故事。孩子们画的树，经过他亲自挑选，被编号和展出。通过网上画廊，最终被世界各地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人们购卖、收藏。

“2美元可以买到什么？在纽约，2美元只能买一张地铁票；但在肯尼亚，2美元可以种10棵树。”这个项目利用肯尼亚与美国等富裕地区的经济落差，通过卖肯尼亚孩子的画，让钱源源不断地回到肯尼亚山。

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一楼的展厅内，“木林森计划”展览由三部分组成：肯尼亚孩子创作的图画20幅；徐冰根据这些绘画，组合再创作的大幅森林风景画；有关“木林森计划”的文字记录、草图、图片和影像展示。

每件肯尼亚孩子的作品下方，都有孩子的大头照、名字、年龄等基本信息。展厅内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2008年徐冰为肯尼亚的孩子上绘画课的照片。那些消瘦的皮肤黝黑的孩子，都长着大脑袋、厚嘴唇，留着短发，目光清澈。就连徐冰自己，也很难从他们当中认出某个孩子，甚至有时候还无法分辨男女。

孩子们都穿着统一的校服，“肯尼亚虽然穷，但当地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服，这是我在肯尼亚看到的美好的事情，当地的老师将孩子们召集到环保中心，我们临时设立了课堂。”徐冰说，在肯尼亚，他见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孩子，“比咱们这边的孩子可爱多了”。

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到颜料，绘画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神奇和激动。需要颜料时，他们会站在徐冰身边等上好久，才鼓起勇气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开口要。课程结束后，有的孩子还是不肯离开，站在桌子前不断地涂抹，停不下来。

下课后，两个女孩在不远处，小声嘀咕着。过了好久，才对徐冰说：“能给我们俩照张相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两个孩子手拉手半蹲着，让老师拍照，这给徐冰留下很深的印象。

孩子们把树打扮得很漂亮，树上挂着很多花朵、果实，果实由各种字母符号组成。有的树根上也长满文字，写着“树是有心灵的，我们必须保护树。”回旅馆的路上，再次看到肯尼亚的山林，徐冰发现，原来树木本身就是奇异的，那是肯尼亚孩子笔下千奇百怪的树的来源。“任何现成的理论、分析都无法解释孩子们奇异的想象力，以我已有的视觉知识及经验，也显得被动而跟不上他们。他们的画帮助了我的眼睛。”

第一批几百幅作品最终都有了着落，有的卖30美元，有的经过拍卖，价格则高达上千美元。如今，所得善款都被转入专用账户，成为在肯尼亚植树的经费。

 

 

我曾担心中国孩子只会画“福娃”

 

 

“今天，女儿面临几个选择，而且几个都是很重要的活动内容：1、去音乐厅，看双人钢琴表演及跟朋友聚会； 2、实施例行的周末‘自然日’；3、参加每年一次的经典诗文名家朗诵表演会；4、完全是平时没有的节目——去何香凝美术馆参加徐冰先生的展览开幕式。好难选啊，哪个都是我们不想放弃的。最后，还是推掉所有的活动，义无返顾的去何香凝美术馆参加徐冰先生的展览开幕式！”在一个叫作“为了我亲爱的孩子”的博客中，一位母亲当天晚上就发布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博文，她兴奋地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做出相同选择的，还有三十多位孩子和家长。“木林森计划艺术展”开幕前，徐冰把肯尼亚的教学课堂，搬到了深圳。授课前，徐冰担心，中国孩子们画的树“会不会一出手就是‘福娃’风格”？为此，正式上课前，徐冰给这群5-10岁的孩子讲了那个“扇”的故事。

画中的小动物会像老师讲得那样爬起来吗？韩沐思并不相信。“木林森计划教学课堂”被孩子们改造成小型游乐场，刚刚完成画作的孩子在并不宽敞的空间里追赶、嬉戏。9岁的韩沐思并不着急，她还在认真地给她的那棵大树做最后的美化，

徐冰很快被孩子们围住了。他俯下身，在孩子递上的画册中，用他发明的“新英文书法”，一笔一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个中年人递上画册时，徐冰轻声说：“等我先给孩子们签好可以吗？” 一个孩子的家长告诉徐冰，这堂课，打开了自己和孩子的思维，他说回去就炒掉那个“刻板”的绘画老师。

和家长们交流起孩子的教育经，徐冰头头是道。事实上，他有一个和这些孩子年龄相仿的女儿。

有一天，徐冰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在路上，女儿看到路边的树，问他这种树叫什么名字。他对女儿说，等回家后到书里查查。为了引起女儿对书的兴趣，他说，书里什么都有！而女儿却回答说：书里除了字，什么也没有！

徐冰发现，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小孩子的一句话，什么都说清楚了。此后，他开始收集各种当代生活中的图标，编写了不分国界和语言的“地书”。即便是不认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只要深度介入现代生活的人，都能读懂书里的意思。

和所有父亲一样，徐冰总会在无意间提到自己的女儿。“其实我一直蛮辛苦，因为我喜欢工作，又太喜欢和女儿在一起。她太可爱了。”接受媒体采访时，徐冰曾经说：“她爱听故事，很多时候，她精力很难集中，我一讲故事她特别专心，那些故事我随时就编，编完还觉得挺有意思。我就记下来。她爱画画，画得挺有意思。我想出本书，我编故事，用她的画做插图。”

“木林森计划教学课堂”的墙壁上，挂着一排空镜框，是为更多的爱画画的孩子预留的。

第二天一早，徐冰就对助手说：“孩子们画得真不错，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挑了。”最终，只有一张画不能展览和出售。那个孩子因为母亲在旁边“指点”过多，孩子不耐烦地用天空蓝涂满了整个画面。

 

 

“我很少考虑艺术本身的事情”

 

 

从2008年底开始，“人类与自然”项目分别在圣地亚哥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伯克利艺术博物馆进行了“汇报展”。“汇报展”的现场，除了肯尼亚孩子们的绘画之外，徐冰还用电子显示牌的方式，呈现肯尼亚森林的分布示意图。这个示意图24小时都会变化，随着人们买作品的钱的增加而慢慢聚合，“木”字不断生长，最终变成“林”和“森”。

这不是徐冰的第一个公益环保项目。多年前，芬兰国家博物馆组织艺术家去尼泊尔爬山，要求每个人根据这段经历制作作品。

去尼泊尔之前，徐冰做了很多准备，比如速写本、照相机等。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提醒自己应该开始工作，记录、收集材料。但他很快发现，不知道该怎么样画。“我是对穷苦还是当地的宗教、民俗感兴趣？其实都不是。”徐冰说：“那时，我感觉到一种眼光的转换，特别熟悉，就像我在中国的时候，西方人看咱们的眼光。咱们艺术教育的背景和艺术观的起源点，基本都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要回馈生活’”。

徐冰最终把街边的捐款箱复制到了美术馆，画了很多漂亮的小画片放在展厅，观众可以自由索取，然后捐款。展览结束后，美术馆把捐款箱打开，发现里面有5000美元。他们用这些钱在尼泊尔盖了一个小学校舍。

2008 年，徐冰在肯尼亚教当地的孩子们画画

和其他参与项目艺术家相比，“木林森计划”，依然对肯尼亚的穷困与人文地理风貌“不感兴趣”，甚至无法用装置、绘画、雕塑或是行为等任何一种艺术方式简单定义。有人说这是一件“消失”了的作品，变成一个大众参与的项目，艺术的边界被打破。也有人把“木林森计划”看做一个集合了环保、教育、艺术等诸多内容的社会项目，人人都能够主导。在被问及艺术家有何参与的必要时，徐冰说：“很久以来，自己很少考虑艺术本身的事情，如果艺术家不是从艺术来切入考虑问题，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　

在策展人王晓松看来，除了个别作品流露出一点点的悲剧性冲突之外，徐冰一直以中国文人特有的温和气质，把看似艺术的方式引入到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徐冰像临摹大师的作品一样临摹肯尼亚孩子的画。有过中国传统书画临摹经验的人都知道，临摹不仅要求形似，更是临摹者与原作者之间的精神交流。”王晓松认为，这个项目应该给所有当代艺术的创作者们启迪：“常常有人以民工为题材创作，看似充满人文关怀，但又有谁真正从民工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B=外滩画报
X=徐冰

 

 

“在语言阐述上尽可能少也是环保”

 

B：“木林森计划”源于“人类与自然”的项目。接到邀请时，你马上答应了吗？

X：我一听马上答应了，因为邀请我的是伯克利美术馆的馆长，我们以前合作过。最重要的是项目的宗旨和我的主张比较吻合，他们邀请艺术家到当地去参观了解，而且强调作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在当地人生活中能长期发挥作用，是我所赞赏的，和我们中国艺术家贴近生活的方式有相同之处。

B：肯尼亚孩子们的画，现在变成长在肯尼亚山林里的树了吗？

X：一共有200多幅孩子们的作品被卖掉了，价格从几十美元到上千不等。所有的钱最后都转到肯尼亚山脚下的环保中心了。循环系统一旦产生，后期就要靠当地或在网上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人自愿参与进来，我无法参与和控制。

B：你说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参与的各方都受益，你本人、参与画画的孩子们之外，还有哪些群体得到了怎样的收益？

X:每临摹孩子的一棵树，我都做一点笔记。在临摹的过程中，总是给我很多新想法和启发。我发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孩子面对一个要画的对象时，是从不知道怎么画开始的，但下意识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下笔的依据。一旦找到了，就表现出孩子的执着，比如说，如果树的树叶是用三笔画出，那他画的每一片一定是三笔的，即便是画不下了，哪怕是三笔摞在一起，也要画三笔。这与中国传统皴法、点发的程式化理由有相似之处，又让我思考中国画程式化的来源。这只是一个例子，这类启示确实很多。

孩子们最大的收益，不是学习了艺术，也不是了解了知识，而是通过一棵纸上的树，变成真树的过程，懂得理想是怎样实现的。我们教导孩子们要有理想，但这个理想不能是停留在空想中的。

我一直在临摹孩子画的画，用他们画的树造型，画了很大的风景画。我认为这样做对孩子们的画的价值有提升的作用。每一幅孩子的画有全球统一的编号，又在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里出现，而且被重复。画本身就会更重要、更有价值，收藏者也在获益。

B：对于“木林森计划”，你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环保项目，还是艺术活动？在国内的美术馆进行，你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场所吗？

X：这是一个涉及到教育、环保和艺术的综合项目，最早以环保的由头开始。项目在肯尼亚的实施情况，最终以在圣地亚哥现代美术馆 和美国伯克利大学美术馆的两个“汇报展”来呈现。我一直想把它移植到中国来，尤其是回国之后，我接触过一些环保组织或项目，后来却发现，有的以圈钱为目的，有的往往想以此来做企业品牌推广。

我还是想这个项目能够纯粹一些，所以美术馆成为一个最佳的地方，等于是用他们给我的做作品的资金，启动了“木林森计划”。

B：深圳的孩子们的画，如你想象中，有“福娃”的风格吗？

X：这里的孩子和肯尼亚的孩子们完全不同。可能这次何香凝美术馆挑选的有些是有绘画基础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成熟度，把握和控制的能力，掌握材料的能力，都比较强。他们画得比较完整，想象力丰富，这种完整和想象力丰富，有明显的接受过训练的痕迹。

也有的孩子的绘画中还是有一种成人的思维范围不及的部分。受培训并不是坏事，但我个人更喜欢，孩子们是从不知道怎么画开始的。

孩子有特殊的感受，和自己接受事物、感知世界的渠道。家长本是好心，以为管得多，孩子会画得更好。但是，成人和孩子差不多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世界的人管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完全管不好。我和一个朋友，比利时的心理学家，聊天时，他说，人一辈子的任务就是找回从孩子时期开始的持续的东西。

B:为什么在国内的第一个受益地会选择在内蒙古？是不是因为你去年回到北京之后，经常受沙尘暴的困扰？

X：完全和个人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北京的沙尘暴，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中国孩子画的树，将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成森林。“木林森”这个种树的自循环计划，在国内选择的第一个受益地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这个地方是曾经有意向参与“木林森计划”的合作方选择的。后来，合作终止了，但受益地点被保留下来。

B：对于这个项目在国内的实施，你有怎样的期待？

X：利用中国的特殊的资源，这个项目有可能做得都大。因为中国有自上而下的教育系统，有巨大的孩子的资源。孩子的资源指的是，所有的家长对孩子都特别重视，都愿意参与积极向上的公益活动。

B：有人说当代艺术是最不环保的领域，比如一些大型的装置作品，往往在展览之后就会变成垃圾。你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来往往成为你作品的材料。比如“911”事件中，你收集双子楼倒塌时的灰尘，并用这些灰尘做了“何处惹尘埃”的作品。收集是出于环保的目的吗？

X：我作品中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中国的材质，比如纸。最近的一件作品，是一个公共装置，有28米长，是一只非常凶猛、伤痕累累的漂亮的凤凰，有种年轻人喜欢的变形金刚的感觉。创作的手法有点像中国的彩灯，中国民间艺术最善于用最低廉的手段表达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凤凰的凤冠用的是建筑工人的安全帽，翅膀的构成是铁锹，大部分材料都是现成的建筑废料。

总而言之，我喜欢身边的、司空见惯的、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实上具有特殊含义的物品。

B：纵观你的艺术脉络，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你说,你是为了体现当代文明的最高水准， “木林森计划”在你的艺术生涯中，在体现当代文明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吗？

X：好像没这么重要，类似公益和环保项目，以前也有过。

环保的意识和采取的措施，如果极具当代性，用只有当代才有的条件和材料，采取有效的措施，体现了对时代的深刻的认识，就是对当代文明最高水准的思考结果。艺术家用自身的作品介入环保问题的例子很多，说明他们是有环保意识的，但艺术性不一定很好。

B：在日常生活中，你自认为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吗？

X：环保体现在各个方面，写一篇文章，语言是否精炼，其实都带有环保的内容在里面。

比如说这次的画册完全可以用塑料的封面。最后用的是牛皮纸，和孩子的练习本比较接近；孩子的教材比较薄，在语言阐述上尽可能少。这是一种审美，很朴素，也是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