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专访“杨德昌是我的精神支柱”

 

2 月，《海角7 号》将在内地公映，该片在去年成为台湾有史以来华语电影票房冠军。从草根小人物到知名导演，魏德圣说，“我的人生经常经历这种三级跳，跳得太快，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适应。”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透露下部电影叫《赛德克?巴莱》，是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史诗故事。正是为了该片，他才不小心拍摄了《海角7 号》。

 

 

文/ 李俊 张能（实习） 摄影/ 唐晓毅

 

 

第一次到上海，魏德圣呆了不到18个小时。

走出浦东机场，他穿着土黄色旧夹克、快磨白的蓝色牛仔裤，戴着眼镜，一身平民装扮。那是2008 年年底，前2 天的金马奖上，他凭借《海角7 号》捧回3 个奖项，其中最有分量的是最受观众欢迎奖。

当晚，魏德圣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参加本报的“城市之心”颁奖活动。他多次问记者：“一定要穿正装吗？”他随身的挎包里，只带了一件西装和白衬衣。最后时刻，他很不情愿地把这身行头穿在身上，说：“现在，我就像个笨蛋，完全不是自己了！”

魏德圣一直在时断时续地咳嗽。3个月以前，随着《海角7 号》在台湾大热，他的嗓音就变成了这样：“因为不停地要说话，停不下来，太忙、太累??”

正如朋友所言，魏德圣不善应酬。在名流云集的酒会上，他无聊地坐在角落里，除了有其他明星认出他来，主动过来和他说话外，大多数时候他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他调侃自己：“现在走路就像做贼一样，都不敢和人打照面，就只能看着脚下。”

当他得知上海和台北一样，聚集了大量的外地人，他笑了笑。相对台北，魏德圣也是外地人。他出生于台南县永康乡（今永康市），魏德圣透露最近自己才发现祖籍是山西人，他的祖先在元朝移居到福建，明末跟着郑成功到了台湾，或者在清初偷渡到了台湾。

《海角7 号》里，第一句台词就是：“操他妈的台北！” 魏德圣骂出了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心声，也骂出自己的对于城市的疏远。

 

 

我不会去拍文艺片

 

 

离开上海时，魏德圣有些如释重负地对记者说：“再忙一个星期，我就彻底把《海角7 号》放下了，该去做点别的了。”

魏德圣的下一部电影是《赛德克?巴莱》，他将回到自己最向往的时代。赛德克，是台湾一个民族部落。巴莱意指“真正的”。片名的意思是“一个真正的赛德克人”。1997 年，魏德圣看到一则原住民北上抗议政府的新闻。他发现原来台湾还存在着如此剽悍的民族，但是在都市丛林里，他们显得如此渺小无力。由此，他开始翻阅史书，发现莫那鲁道的故事，找到原住民为何能够坚强生存至今的理由，并计划以2亿台币拍摄该片。2000年，他完成剧本《赛德克?巴莱》，讲述“雾社抗日事件”的赛德克族英雄——莫那鲁道的故事。

当时，不出名的魏德圣自掏腰包200 多万台币，依照国际级的制片规格，完成了五分钟长的史诗电影片花，希望以此解决投资问题。所有人都认为，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只有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支持他：“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是你有；可是天下有梦想的人太多了，愿意用行动去追求梦想的人又太少了，偏偏你又是愿意追求梦想的少数人之一。我不想有一天你老了以后，一天到晚跟我抱怨，如果当初做了就好了，要拍就去拍吧！”

当然，魏德圣没有拉到钱，只能先拍低成本的《海角7 号》。直到最近，他才可以圆《赛德克?巴莱》的梦。

41岁的魏德圣没读过大学，没受过一天电影专业教育，也没看过多少大师的影片。他曾在网络上浏览过蔡明亮《黑眼圈》的预告片，2 分钟的预告片只放了一张照片，他后来才发现镜头就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睡觉而已。“和绘画不一样，我觉得电影是一群人，花一堆钱做的梦，”魏德圣说。他调侃蔡明亮应该去画画，“因为蔡明亮的缘故，法国人认为全台湾只有一个导演叫蔡明亮，只有一个演员叫李康生，台湾有一半都是同性恋，而且台湾的房子永远都很空，台湾的天空永远都是灰的。”

 

 

每个台湾导演都有辛酸史

 

 

“随便抓一个台湾导演，让他们讲自己的辛酸史，都能讲得很精彩，”魏德圣说。

魏德圣也不例外。2001 年，他面临房屋贷款、妻子怀孕、剧本无着落、制片环境恶劣等难题。他每天提着电脑，骑自行车从永和出发过福和桥，到公馆的咖啡馆坐上一天。这样，他写出了一本前途未卜的剧本，完成了一本小书《小导演失业日记——黄金鱼将撒母耳》，署名小魏。

导演朋友果子离称魏德圣是集倒霉、失意于一身的有为青年，认为他：“有才气而无财气，有骨气而无运气，坚持、直率、有理想、有气量、有见识，但缺少觥筹交错的本领，圆滑妥协能力不足，常常和机会失之交臂。”

魏德圣中专读的是机电专业，对他没有任何用处，他现在只记得当时同学经常发生打架暴力事件。有一次，同学得罪了地头蛇，当地人扬言晚上要来抄宿舍，眼看大难临头，有人半夜抱着蚊帐，有人怨声载道，有人吓得想逃跑……“你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人性，”魏德圣说。

服兵役时，他认识一位电影发烧友，和他一起去KTV 包厢看小电影，无意中看到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美国往事》，才第一次感觉到电影的力量。魏德圣至今还记得被震慑的感觉：“因为播放太多次，银幕已经花了，电影结束了，我却一直坐在那里没动。在我内心，有点被惊吓到，原来这就叫做电影。”

魏德圣卖过保险、做过仓库管理、拉过广告，并从电视节目助理开始进入电影圈。导演萧菊贞是魏德圣落魄时就熟识的朋友。她透露，当初他们一起拍过儿童频道的宣传片，甚至穷疯了去接一个购物频道“卖马桶”的企划，结果忙了一个月还被拒绝，每人只领了5000港币的报酬。

1993 年，魏德圣在军教片《想飞─傲空神鹰》做场记，结识了杨德昌电影工作室人员。别人看他认真、能吃苦，便拉他进入杨德昌电影工作室做助理。当时，魏德圣写的一个剧本获奖，杨德昌听说了，让他把剧本拿来看。看后，杨德昌说：“你能写。”后来，《麻将》开机，魏德圣从场务道具主任进入了导演组，担任导演助理。《麻将》拍摄一直延期，两个副导演相继离开，魏德圣又变成了副导演。“还没有拍戏，我就升到了副导演，就像三级跳，我的人生经常遇到三级跳，跳到我自己都来不及反应”，魏德圣感慨地说。

和杨德昌工作，魏德圣基本上被连赶带骂地推着跑。不过，他至今还是认为，《海角7号》遇到种种资金困难，他还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杨德昌精神的鼓励。

在最缺钱的时候，不断面临停拍的阶段，魏德圣不得不对工作人员说，“我没钱”。剧组一位工作人员安慰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杨导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本来说1月开机，结果我足足等了1 年3 个月才开机；开机1 个月后，杨导又没钱了，用各种手段去借钱，连骗带拐；每次重新开机时，工作人员都发现小女演员的胸脯一天天变大，而当时年少的张震的嗓音也开始变声了。最后，杨德昌用了8 个月拍完了这部影片。”

魏德圣认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最好的影片。杨德昌也成为他的重要精神支柱：“大导演拍片尚且如此，相比之下，《海角7 号》拍了2 个月，我就是死，也要撑下去。”

 

 

 

B= 外滩画报W= 魏德圣

 

 

“每位导演都在坚持和妥协中学习平衡”

 

 

B：《海角7 号》已经在全世界拿了很多奖项，也拿了台湾本土的金马奖，对你来说，哪个奖最有意义？

W：还是第一次拿奖的时候，就是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这个奖对我意义最大，也对我们发行有帮助，那时候电影还在放映。所以，拿那个奖的时候，我们是最兴奋的，差不多是你起步就得到了肯定。

B：很多人都为你感到遗憾，比如你应该拿到金马奖最佳导演、或最佳影片。对于这部电影现在能够打动观众，却没有打动冷静的专家评委，你怎么认为？

W：我还好，真的没有遗憾。以我现在的资历、包括制作水平来说，还是有一定差距。在内容上，我认为，我不会输别人，我觉得别人很好，我也很好。但是在技术调度上，我当然差得很远。所以，在评审上，我肯定输。拿大奖的《投名状》我看过，真的很喜欢。我一次看电视访问，陈可辛导演说了一句话，我非常佩服。他说：“我们这么文明，还会道德沦丧，你想几百年前的人，又没有念书、又穷又没有饭吃，为什么他们不会道德沦丧？”我觉得他就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去看事件，而不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很欣赏这个观念。

B：据说，你会常躲到电影院里去观察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你发现观众的反应和自己的预期有不一致的地方吗？

W：这部电影我去电影院看了至少有10 次吧。每次参加座谈会，我都会提前去看一下片子，我觉得观众的反应大致都踩上了我们要的点，设置的效果也都达到了，笑点和感动点都到了。尤其是在台湾，因为非常契合他们的生活。在日本公映的时候，让我有点惊讶，因为没有达到那种效果。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反应很好，但是不愿意表达。大概因为民族性，他们没有放开，哭也不敢哭，笑也不敢笑。唉，觉得这批人活得真痛苦，非要这么累干嘛！

B：以前台湾电影最卖座的是“怀旧”、“成长”，现在最卖座的题材是“同志”和“鬼片”，《海角7 号》出来的时候，像个成功的异类，他把它归为哪一类？

W：现在流行什么？就是混搭嘛。要艺术，又要商业，又要场面，又要故事，就是我吃喝一顿饭，不是一份蛋炒饭就够了，我希望还有更好的东西在里面。并不是先有想法，才有行动，是我现在先想到底是什么是观众喜欢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故事有很多料，有人，有性格，有浪漫，也有摇滚乐??什么都有。现在年轻人就觉得，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凤凰卫视的记者问我，你不觉得台湾的政治环境很乱吗？我是觉得乱呀，所以我的电影才这么乱呀。外人看它可能很乱，但是我觉得这是缤纷、有活力、有生命力的乱。

B：有老板找你谈过《海角7 号》拍续集吗？

W：现在，很多人觉得以后要多拍这种混搭电影。但是电影精神的主题，不应该在于描写社会的乱，乱里面有阳光才行呀。在《悲情城市》之后，有很多片子都在拍“二二八”题材，结果都挂掉了。现在有人说，你赶紧拍摄《海角8 号》、《海角9 号》，我觉得，做事情不是这样子做的。

B：你当时读的是机电专业，做的都是和电影无关的事情，是什么让你突然觉得后半辈子居然能和电影发生了联系？

W：我发现我是个很喜欢讲故事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我特别清晰地记得，我看到剧本的那一刻：原来这就是剧本，只要有对白、动作就可以了。我读书也读得不是那么好，文学方面也不厉害，写小说我也写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写剧本。我就开始边摸索边写，其实就是乱编，蛮有趣的，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才看到一些处理影像的技巧。我自己喜欢讲故事，正好遇到用影像讲故事的时代，我就学习用影像去讲故事。大概，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跟着杨德昌导演天天被骂

 

 

B：你做过很多职业，比如卖保险、拉广告，没有读过电影专业，会不会觉得自己入行太晚了？

W：不会，我对那段日子很有感触。对我来说，这是种体验，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刻意体验生活，但是你就做了，就会让你很熟悉人情世故，而且观察力会很敏锐。比如一个人走路，他在想什么、看什么，你的感受会比较深。

B：你的第一次三级跳是发生在和杨德昌导演合作《麻将》的时候，从道具主任突然升到副导演，你是怎么应对的？

W：我根本无法反应，每天都在挨骂。杨导演非常严厉，也是我做得不好，当然我也不可能做得好，本来就是什么都不懂。第二次拍片，就不敢和他拍了，就跑去和别人拍电视剧，我还是怕他。我觉得杨导那种模式，对一个人的帮助很大。短短2 个月之内，要帮助他完成一个电影，把你丢在一个环境里，什么都不去帮你，让你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到底在等什么，到底缺了什么??他只会问你：“还有几分钟，去哪里，去做什么？有没有我要的？”他只说他想要的，然后整个过程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过程里，我得到了很大的训练。

B：杨导演作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人物，但他和侯孝贤一度被很多电影评论家批评，认为他们把台湾电影带入了死胡同，只注重个人艺术，而不注重商业。当时，你是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W：那时候我还在学习。刚入行，还没有智慧去反思那些东西。毕竟新电影的时代是他们开发出来的，到那个时代的末期，他们还在尽力做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学习的不是思想、想法，而是做事情的精神，这种态度和精神是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和杨导拍片，真的能感觉到他是个艺术家。可能这个艺术家经常在片场骂人，但他有艺术家的精神，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和争议，但还要像平常人一样去做事情；他还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不怕得罪人。当时，我还无法理解，也很气，为什么杨导演这样大名气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自己做导演的时候，才知道在台湾拍一部戏，到底有多难。

B：和杨导演一起，让你至今都受益的东西是什么？

W：杨导会让你去思考。和他聊天，他会问你，你讲一个故事、讲一段话，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同样的工作、故事交到你的手里，你能不能用自己想法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观念。他一直都在想这个东西，这对我影响很大，每次想一个剧本，我都会问自己，你不是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是否有新的观念要告诉大家？讲故事很重要，但电影绝对不是简单地只讲故事。

B：之后，你又和商业导演陈国富一起拍《双瞳》，那时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新的认识？

W：陈导演的风格比较开放，能够放手让我去做一些事情。杨导演比较会控制人，他是个艺术家，做的事情要符合他的需要，要去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去做他要的电影。陈导演基本上像一个企业家、商人，就是放手给我权力，但是要拿出东西来。其实，在两边做都很累，一边是帮他完成他想要的东西；另一边是要完成你该完成的，拿去审核，是不是符合他公司的要求。就像一个是为个人工作，一个是为大公司打工。

B：你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风格？

W：其实很矛盾，我的思想被这两个人搞得一度很混乱。坚持和妥协是拍片的两面，有时坚持是对的，有时妥协是应该的。这两方面很难拿捏、平衡，我跟这两个导演合作之后，一度处理得很糟糕，很长时间都没有调整过来。我想，每个导演，这辈子都在练习这两者的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