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i-D》主编Terry Jones

                             只跟随自己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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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Terry Jones 几乎完全以一己之力编辑、设计、出版和发行了《i-D》杂志。这本杂志比它所代表的时代存活得更久远，并且，它的创办者至今仍然身为它的主编—在时尚界，这并不多见。

文/ 许佳　图片提供/《i-D》

  28 年以来，Terry Jones 与他的太太Tricia 一直是《i-D》的全权管理者。《i-D》从一开始的A4 纸大小、手工装订的简陋模样变成了如今全球从事平面设计的年轻人都梦想为其工作的又厚又漂亮的杂志。在《i-D》位于伦敦的办公室—也就是被Terry 称作“核心”的地方，有20 个职员为这本杂志工作。但这并不是整个团队。“《i-D》的团队是个全球性的大家庭。”Terry 说。Terry 和Tricia 的儿子Matt 在纽约，女儿Kayt 在洛杉矶，分别负责《i-D》当地的编辑工作。

B ＝《外滩画报》

T＝Terry Jones

B：你过去是《Good Housekeeping》和《Vanity Fair》的平面设计师，后来又做过《Vogue》的艺术总监。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制作《i-D》的？“i-D”代表什么？

T：1979 年那会儿，我们家有个双人浴室，我和我太太Tricia 把它叫做“会议室”。每天早上我们都在那儿“开晨会”。“i-D”这个名字也就是在那儿诞生的。这个名字事实上来自于我的工作室“Informat Design”的首字母。从1960年代还在布里斯托念书时开始，我就把自己称作“无格式设计师”（informatdesigner）。1977 年，我结束了在英国版《Vogue》的艺术总监生涯。当时我已经开始构思要自己做一本杂志，它的灵感来自街头，以及每天都在冲击着我们、转瞬即逝的新鲜事。我的设计方针，是运用工作室里能够找到的一切，所以“即时设计”（Instant Design）就成了工作室的名字。

  在离开《Vogue》之后，我发展出一种“手工制作”感觉的设计风格。我用到了手写体、蜡纸印刷、打字机和随手画出来的形式自由的抽象图案。我把各式各样的字体和图案扔到页面上，从商业广告上寻找创意，并且直接把它们剪贴上去，以此来完善所谓“即时设计”的概念。“即时”其实始终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花在每一本i-D 上的时间决不是短短一瞬。

  除了“ 信息设计”（informationdesign）、“ 即时设计”（instantdesign） 和“ 初期混乱”（infantiledisorder）之外，“i-D”所代表的最明显的意义就是“身份”（identity）。27年以来，这本杂志创造、记录、再创造了众多人物和观点。

B：1980 年，你把几页纸钉在一起，就创造了《i-D》。难以置信，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设计、新浪潮的标志，并且为当代设计立下了标竿。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你怎么看待《i-D》？它仍然像你1984年将它送上报摊时一样好吗？

T：改版对于《i-D》而言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设计始终是《i-D》的组成部分。字体和图像处理技术造就了我们的历史。设计界的革命始于电脑、扫描仪和下载。当摄影师和造型师在《i-D》开始他们的事业时，他们的工作就成为了杂志视觉和风格的一部分，他们与杂志本身也会有交流。作为艺术总监，我做杂志就像拍电影一样，会赋予它一个主题。这种做法目前被不少国际性刊物借鉴。

B：《i-D》相当长寿。它与《Vogue》和《Bazaar》这类杂志不一样，不过至少在它这类刊物中，在创刊伊始，它与Neville Brody 设计的《Face》之间竞争激烈。在Brody 离开《Face》之后，《i-D》还继续着这一竞争。你是否认为这是一场创意竞争？你赢了吗？

T：我认为《i-D》与《Face》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创造了一个框架，让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将内容笼罩在设计的阴影之下。我的角色是“视觉鼓动者”。我参与较多的是杂志的封面制作。《i-D》的封面就像视觉晴雨表，用平面设计来记录每个月和每一年的事件—我觉得这也是每一期最大的挑战。我一直都想制作一本值得收藏的杂志，而不是很快会被扔进垃圾桶的杂志。

  我常常自问：《i-D》看起来舒服吗？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视觉上的一套方法，它让我能延续性地工作下去。每一期杂志的制作过程让原本的冒险更变得风险十足。这给予了我们一种优势，使我们与竞争者有所差异。在维持自己的内在精神的同时，每个月我们也要收支平衡—这就是我的职责。

B：听说设计师Richard Hollis 是你的老师之一。我们都知道他是研究设计史的。你的作品当中有多少是有意识地参照历史的？你自己认为《i-D》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T：Richard Hollis 到布里斯托大学来做平面设计系的主任，当时我已经在西英格兰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商业艺术课程，他鼓励我继续学习下去。他为我开启了平面设计、印刷以及艺术的大门，但也同样在讲课时让我坐得屁股痛。我始终牢记他的教导：版式就是字母周围的空间。两年以后，我开始为IvanDodd 工作，在那里，我获得了最好的指导，并且对于念书时的所学都有了细节化的了解。

B：许多杂志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字体，来显示它们的与众不同。你呢？有没有“i-D 粗体”、“i-D 等线体”或者“i-D 细体”？

T：我从来不觉得有这种创造字体的需要，因为已经有那么多很棒的字体，可以满足杂志的各种需要。我可能会使用老式的拉突雷赛印字，或者把我的第一台苹果电脑里的字体影印出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剑桥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他很想学设计。他就是Steve Male，我的艺术总监—一开始，他作为见习生来这里工作，连什么是铅字样都不知道。我特别喜欢跟这些拥有插画技巧却没有字体知识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可以抵消我的纯粹化倾向，让我获得一种“受控制的混乱”的结果。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规矩就是要让大家把能力发挥到极限。比如我们想出了“浮动专栏”的点子，因为你很难把所有专栏文字都控制在固定的宽度里。

B：与Armin Hoffmann 或者JosefMuller-Brockmann 那种严谨的技巧不同，你的设计理念有点“反技术”之感，好像一切都是D.I.Y.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时尚本身就是流动的、无组织的？

T：对于组织严谨的设计，我的回应就是解构倾向。比起那种僵硬刻板的设计风格，我更多受到达达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和波普艺术的影响。我在一种动态的、无政府主义的系统里运用规则，坚持跟随自己戏剧化的本能行事，这让很多人都大惑不解。

B：你曾经在接受《Eye》杂志的访问时说，你希望能“深入时尚的皮下”。难道时尚不就是一层又一层表皮吗？“深入皮下”是否仅仅意味着再多加一层表皮？

T：我已经不记得那次访问的具体上下文了。“深入时尚的皮下”是一种编辑手段。《i-D》发明出了面对面、直率的访问方式，包括一张受访者的全身肖像照，以及一套Q&A。这种带有环境的人物肖像如今被许多杂志模仿。所以说，《i-D》融入主流的过程仍在继续。

B：你曾说“时尚是一场游戏”。那么，在这场游戏中存活的金科玉律是什么？有的人办得到，并且始终办得到；有的人却不行。你创造了这么一种“正确的”设计风格和设计语言。你是怎么办到的？

T：我始终都把时尚看作是我们这份事业的借口。假如用宽泛的眼光来看，平面设计也是时尚的一部分。改变是周而复始的，得看踏入我工作室的人是谁。他们每个人都被我引入《i-D》的即时设计的工具箱。最重要的是，我一直跟随自己的直觉。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市场调研对做杂志有什么帮助。很可能正是风险让事情变得吸引人。要说我的缺点，那就是我对每一期出版的《i-D》都不是100％的满意。

B：在设计和编辑的过程中，你最关注的细节是什么？你会与读者交流吗？你对《i-D》的读者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概念？

T：我始终觉得读者和杂志制作者是同一种人。我的角色之一，就是催化剂—我把人或者点子放在一个罐子里，希望能获得令人鼓舞的结果。我老是期待别人能超越他们自己的期望，但与此同时，我也因为时常打击他人，而被称为“大锤子”。我很想改变自己的这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