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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晓冬
B=《外滩画报》C=程庸
B:《官窑美人》十年写就,但这并不是你十年中的工作重心,听说你的重心在国外博物馆?
C:是的,近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以个人名义去欧洲。从第一次去俄罗斯参观冬宫,已经跑了十几个国家,除观赏博物馆,还寻访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欧洲的中国文物非常多,除了被掠夺到海外的宫廷文物,还有一大部分是明末清初通过贸易流通出去的民间艺术品。其中的精品,至今仍被不少欧洲博物馆奉为上品。我在欧洲这些年的游历中,拾遗捡漏,唐宋元明清各朝文物,都小有斩获。
B:你最初是怎么想到去国外“捡漏”的呢?
C:研究文物的人往往对近代史有切肤之痛,很多文物流落在外,不由自主就想去外面看看,把无缘看到的器物看个周全。渐渐地,自然而然就想把流散文物收回来。这当然很难,但不应妨碍我们的决心,对此,我很动情,并且固执。
B:“器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C:但凡收藏之人,都对“器物”念念在心。因为一个时代的器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这个时代的审美、性情等的物化形式。器物是文化的最好的证明,是一种文化血液的物化部分。唐朝的伟大,如果仅有文献,不免令人生疑,因为文献是受记载者主观影响的,不一定靠得住。可如果你面对一件唐朝的器物,比如唐三彩,那对唐朝的理解便直观起来了,当时的审美、技术水平,都凝结在这件器物之上,它述说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其实,近代史上,胡适、鲁迅等学者都重视文物研究,说明大家还是很有共识的。
B:在西风东渐的当下,你却提出了东风西渐的观点,认为中国器物对欧洲文明的进程颇有影响?
C:这并非是我的个人观念,欧洲有不少专著提出了这一说法。17世纪,中国瓷器没有占领欧洲富裕家庭的厅堂之前,贵族们赏玩的多是意大利锡釉陶器。而当中国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等流传到欧洲时,他们显然觉得锡釉陶瓷落后了。来自中国的艺术品符合贵族们日趋精雅的性情生活,顿时成为流行一时的奢侈品。中国瓷器改变了他们的审美习性。此前,欧洲贵族并没有成套使用器皿的习惯,是中国器物将他们非常重要的社交场合—宴会上的饮食文化上升为审美文化。有西方专家将这个阶段称为器物革命的阶段,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夜,中国器物带给他们变革的精神力量。
B:去欧洲之前,你要做哪些功课?
C:我都是笨办法。第一次出国,就在网络上用不同的关键词搜索,比如某地博物馆、某地文物市场、拍卖市场,另外还要恶补各种旅游书,基本上是人还没到一个地方,已然烂熟于心了。尽管这样,还是在国外碰到很多尴尬,比如,国内的博物馆每天都开放,而欧洲大部分博物馆星期一都休息。还有,有些国家实行夏令时间,博物馆开馆时间也相应不同。有一次,我去冬宫参观,最想参观的中国馆没有开放,最后博物馆因为我的诚心,临时开门。
B:你觉得欧洲的文物市场和国内相比,有什么不同?
C:市场终究是市场,更多的是商人。不过,欧洲文物收藏者对待文物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往往屏息静气,轻轻捧起,态度十分恭敬,决不轻慢。
B:《官窑美人》刚出版,你是如何从文物鉴定转而进行小说创作的呢?
C:那是气息相通的事情。我写小说的基本动力,在于现代人该怎么透过文物来保存我们自己的文化记忆。这部小说,虽是个人的文化之旅,但集体的记忆不正是由多个个体记忆集合而成的吗?其实我还想写一部续集,要写《官窑美人》里的主人公到欧洲去搜寻古玩文物的过程,他们在欧洲遭遇的挫折、历险、受骗,当然,也有收到真正宝物的成就感。不过,最重要的主题仍是寻找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记忆,那是血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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