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稿差点改变军旅轨迹——《笔耕甘苦录》之四
图文/马达
马达的军校时代 作者供图
西政院写稿差点改变军旅轨迹——《笔耕甘苦录》之四
作者：马达
在军政治部干部处工作了两年后，也就是到了1983年，社会上兴起的“文凭热”方兴未艾，愈演愈烈。因“文革”耽误了学历教育的一代人简直像发疯一样恶补文化，名曰“要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我自然也卷入了这场争夺、攻坚战。先是报考了辽宁《鸭绿江》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函授教育，后又兴心报考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大专班。
一听说我想脱产两年进院校学习，时任干部处长寇宪祥开始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自己刚从团政委任上来干部处当处长，人生地不熟，还指望着老部下小马干活儿呢！一向器重我的副处长孙运琦就帮我做寇处长的工作：处里工作可以再选合适的人干，小马趁着年轻去学校深造是好事儿，过了这个年纪想学习也就没有机会了。经孙副处长这么一说，寇处长也就同意了。
同意报考但不见得能考上。那几个月，我把自己关进公寓宿舍那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屋子里，找出高中课本认真复习起文化，准备7月份应考。因为从小学就偏爱文科，政治、语文复习起来倒不怎么费力，就是数学和物理等基础较差，复习起来很要劲儿。好在妻在学校学习时，在我们班上就有“数理化脑袋瓜儿”之称，77年高考时她以数学98分的成绩被徐州矿业学院师资培训班录取。我考学那会儿，她正在河北大学数学系进修，自然就成为我身边难得的理科辅导老师。为了给我讲解数学，妻算是下了功夫，如同遇上了“榆木疙瘩”一般。经过一番努力，到7月份全军统考时，我以政治89分，语文78分，数学57分的成绩被西安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干部大专班录取。在27岁的年龄上成为一名军校学员。
我在老山前线参战时，干部处长孙运琦从后方去慰问部队时合影。令人惋惜的是老处长十几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我还是十分想念他。作者供图
到位于古城西安朱雀大街的政院报到后得知，我这个年龄，在学员队里还算比较年轻的。队里年龄最大的学员比我大十来岁，是1946、48年左右出生的，那时已经接近40岁了，头顶都秃了。当然也有小字辈儿的60后，但数量很少。我们开设的课程很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形式逻辑、汉语言文学与写作、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党史、团以下战术、军事地形学、军队政治工作、政治机关工作基本业务等，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已有一定部队工作经历、但基础知识匮乏的人来说，真如同雪中送炭啊！记不清哪位大家说过，吸收知识像饿虎扑食那样，这个形容用在我们这代学员身上再恰当不过了。那两年，我认真听每一节课，反复消化所学知识，并结合实际深入思考问题。学习期间，实现了每门课都在良好以上的预期目标。
课程是学习，交往也是学习。一起学习的同学中许多都是“尖子”人才，不乏聪颖过人的人。像我们队从69军入学的同学王刚，写得一手既富有哲理、又颇具朦胧跳跃感的诗歌；从南京军区机关入学的陈玉金，热衷思辨，理论功底扎实；也是从南京军区部队入学的同学曾苏荣、陈煜，富有音乐艺术细胞，能唱能跳还会组织指挥；从65军入学的同学陈平，画得一手好油画；从28军入学的李鸣，反应能力极快，写作颇有功底。许多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就在《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政工导刊》和政院学报上发表作品。同期同学里，还有一位当时崭露头角的作家周大新，在校学习期间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黄埔五期》，写的是我们这期学员在军校学习的现实生活。他毕业后成为军内外知名作家，是“茅盾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获得者，所著《汉家女》《湖光山色》《21大厦》《走出盆地》《第二十幕》《天黑得很慢》《安魂曲》等文学作品广为人知。学习期间，我和副班长江敦华一道采访过他，队里还专门邀请他谈过创作体会。1988年，西政院举行建校10周年校庆时，我们作为历届学员代表在校园重逢，又在一起畅快交流一番。与这些同学在一起，耳濡目染，相互砥砺，收获多多。
这个阶段，我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这种提高是在理论意义上的升华。我写的稿子题材仍然很广泛，有理论方面的，有文学评论，有诗歌、小小说，有建言献策，还有广播稿、小品文，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报》《人民军队》《电影评介》《政院工作通讯》等报刊和学校广播站节目里。成为学员队里刊稿数量较多的学员之一。在军报理论版发表的《人才不应做候鸟》、文艺版发表的《挚热的感情和浓烈的生活》等文章，在校广播站播送的《千里寄桂圆》《提篮桥引起的思考》等稿件，都在同学中引起一定反响。
西政院学习期间校方编辑的学员报刊发表稿件集。作者供图
除了写稿，我还负责办队里的黑板报。区队长傅润祥是1968年入伍的老兵，陕西人，长得脸膛黑黑的，个子不高，同学们背地里都戏称他为“兵马俑”。一有黑板报书写任务，他就抽着烟，穿过长长的走廊，插着裤兜来宿舍找我：“老马啊！你还得给咱辛苦辛苦……”我也就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又写又画，舞扎一番。其实，出黑板报也是一种创作实践和才干展示。此外，我还担任了学校信息员的角色，就是经常代表学员反馈对学校教学与管理的意见建议，我提的许多意见建议刊登在学院办公室编办的内部刊物上，有的还得到校领导的批示。
由于在军报“长征”文艺副刊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也与时任责任编辑麦新建立起联系。我每发表一篇稿子，他都及时寄来样报，还附有一封短信：“誉炜同志：大作见报，寄上样报。祝多出佳作。常联系！”给予我莫大鼓励。一个编辑，明知道作者在单位能看到刊有作品的报纸，还高度负责地坚持每每寄出样报，这是有良心的表现。这种良心在麦新和后来给予过我很大帮助的军报文学编辑、诗人刘业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至今想起来还令我感动不已。
军校毕业时，也许就是由于在校期间爱写东西的缘故，学院和队领导都先后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留校，当教员或机关干部。当时我刚结婚三四年，原部队驻保定，与在海滨城市秦皇岛工作的妻一直两地分居，留校可能也不失为一次能在大城市安家团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被固有的乡土观念和对老部队的留恋之情所战胜，觉得西安毕竟地处西北，离老家河北太远，学校工作也不如野战部队过瘾。这时，我又接到解放军报社“长征”文艺副刊麦新编辑的来信，邀我毕业后择机“到报社一晤”，至于干啥，他也没有明说。
从西政院毕业回到老部队，我还是在干部处上班，分管调配工作。这时上学前的寇处长已升任114师副政委，原副处长孙运琦任干部处长。他从学校寄回的我的档案里看到我在西政院的学习成绩单和鉴定书，在“毕业任职建议”一栏，孙处长看见“建议提两职使用”几个字，笑着说：“好啊！小马为咱们38军部队争光啦！提两职使用，好！”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学校这样一个建议的。上世纪80年代，军队院校刚刚恢复不久，军委邓小平主席强调，军队院校要发挥“集体干部部”的作用，利用学习深造的机会加强对干部考察了解，学员毕业时，要负责任地提出任职建议。我只知道，在学校学习时的“全优学员”毕业后，有可能调两职，像我这样成绩在良好以上的，被建议调两职我自己确实没有想到。再说，我历来也不善于与领导搞关系，只会闷着头做事。哪能想到领导竟把这等好事赐予我头上呢。另外就是虽然学校有建议，由于位置受限等原因不兑现院校建议的情况也常有。而对于我，学校的建议真的有了实效，这又是令我没有想到的。就这样，我在那年5月份顺调副营职的基础上，9月份又接着被任命为步兵第342团1营政治教导员，等于一下子连调两级。那年我刚满29岁。
到营里当教导员之前，我给孙处长请了十几天假，回秦皇岛探家。路过北京时，我专门到位于阜外大街34号的解放军报社拜访麦新编辑。进到报社文化部办公室，见到久已神交的麦新编辑，原来他是一位佩戴大校军衔的首长级编辑，这令我有些惶恐不安。麦编辑见到我，显然也吃了一惊：“啊！马誉炜这么大个子啊！还很年轻嘛！”接着，麦编辑就问我的家庭和军校学习等情况，他慢条斯理地说：“报社现在极其缺少年轻编辑，经给部领导汇报同意，我们打算让你到报社文化部实习一段时间，如果你同意，随后就给38军发通知。”我一听有些着急：“麦编辑，谢谢您和部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的原部队刚任命我为营教导员，来报社实习眼下可能情况不允许，我……”“哦，情况是这样，既然部队这样器重你，那你也不要让人家失望，当当基层主官对今后发展也有好处，你就先去营里工作吧！这边实习的事儿以后再说”。
就这样，我走上了38军基层部队营教导员的岗位。军校两年写稿，差一点儿改变了我的军旅轨迹。有时候我想，假如当初留校或到军报当上一名编辑，现在的我，该是一个啥样子呢？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假如。
（未完待续）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2022-04-30 21:0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