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之忱）

    国庆节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敦煌玩。第一天，我们坐着车去了玉门关、阳关和雅丹魔鬼城。

    车子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跑，四周除了沙石，还是沙石，挺壮观，可也挺单调的。突然，几棵孤零零的矮树扑入视野。“那是什么树？”我问司机叔叔。“是红柳。”

    这也叫柳？它和我在天津常见的柳树可真不一样。天津的柳树都是高高的，叶子碧绿碧绿的，枝条像长辫子，顺顺溜溜的，随风一摆，袅袅娜娜。可红柳很矮，有的也就一米来高，几乎就是趴在地上，枝条乱蓬蓬地纠缠在一起，就像疯子没梳的头发。枝干是灰白色的，叶子像松针，可没有松针的苍翠，也是灰白和灰黄之间的一种说不出的颜色，也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枯死了。

    “红柳好难看啊。”我说。

    “这样它才能活啊。”司机叔叔说，“我们这儿特别干旱，一年降水量只有20多毫米，蒸发量倒有2000多毫米。红柳长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

    妈妈也说：“戈壁风沙大，它要是长得像柳树那么有细又高的，早就被风吹折了。它这么矮矮的，枝条交错在一起，就像建筑上的网架结构，最能抗风了。”

    爸爸接着说：“别看红柳这么矮，它的根能扎到地底下二、三十米深去找水。所以，在这么干旱的地方，别的树都活不了，它还能活得挺好。人们用红柳的这种特点来防风固沙。红柳的枝叶还是羊和骆驼喜欢的饲料。”

    原来，红柳是这么了不起的植物啊！干旱、风沙，艰苦的环境，都折磨不了，压迫不倒，还能为人们做这么多贡献。我开始对这戈壁滩上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红柳，肃然起敬了。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莫高窟。爸爸一路上都对我们讲着敦煌首任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的故事。常先生为了保护和发扬敦煌的伟大艺术，1943年从法国回来，在莫高窟一待就是四十多年。一开始没人、没钱、没设备，他就拍卖了自己的全部作品，作为经费，一步步把莫高窟变为旅游胜地和艺术圣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历代的壁画和雕像艺术。

    “常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了！”爸爸说。

    “他就像红柳。”我灵机一动。

    爸爸笑了：“对，他就像红柳。‘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能适应环境，坚守理想，尽力去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您也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人吧？”我问。

    “是的。”

    我会努力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