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皇帝朝服像》，清代

提到清代宫廷画家，你可能第一个想到郎世宁。而在他离去50多年后，宫内画家供职处“如意馆”迎来了它的最后几位首领之一——沈振麟，他为四代皇帝作画至少61年，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宫廷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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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对于人的一生而言，无论如何都占了很大比重。对沈振麟而言，是他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皇帝勤奋作画的大半生，这比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郎世宁，还至少多了10年。

郎世宁、沈振麟宫内就职时间示意图

不过供奉时间长短也不能说明成就高低。郎世宁在文化艺术交流上有独特意义，再加上两人一个身处盛世、一个生在衰微之时，所处时代不同，后世影响也相异，这种差距从今天网络搜索的结果也可见一斑。

全部搜索与学术搜索“郎世宁”与“沈振麟”的结果，可见二者在数量级上的差距。

下面言归正传，是什么让沈振麟在宫内常青？他在这漫长岁月中又画了哪些佳作呢？

当然，画了皇上

沈振麟最擅长的便是画人像，并且有背临默写的深厚艺术功底。由于所画对象非常特殊，画家们往往没有机会、也不太敢长时间注视帝王、皇后、太后这样地位极为尊贵的人，于是背画的本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其一。

《道光皇帝朝服像》（左上）、《咸丰皇帝朝服像》（右上）、《同治皇帝朝服像》（左下）、《光绪皇帝朝服像》（右下）。

其二，沈振麟从道光初年入宫起便参与御容像的创作，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帝后面容，从而锻炼出相对平和的心态，以便更好地观察、捕捉和把握人物神态并刻画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由此两点，沈振麟成为绘制御容像的极佳人选。

沈振麟《旻宁耀德崇威图像》，绢本设色，347×28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光皇帝名为爱新觉罗·旻（mín）宁。

在御容像中，我们常见的是正装“标准像”。它们往往为重大事件所作，显示着帝后至尊的地位和威严；也有用以鼓舞士气的皇帝戎装骑马图。相较之下，便装行乐图则相对轻松，在安逸雅静的氛围中表现帝后下棋、读书等日常活动。当然无论哪一种，画像背后仍有沉甸甸的帝王之思。

《咸丰皇帝便装像》（局部）（左）；《载湉读书像》（右），光绪皇帝名为爱新觉罗·载湉（tián）。

《道光帝喜溢秋庭图》，纸本设色，181×202.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威严正装还是文雅便服，从传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沈振麟十分擅长以逼真写实的风格来刻画御容。事实上根据《清档》记载，沈振麟也确实是当时绘制御容像最多的一位画家。

然而，为何明明记载着沈振麟画过许多御容像，我们却找不到他相应的作品呢？这是由于按照当时的宫廷绘画制度，尊贵的御容像上不允许签署地位低微的画师名款。因此即便时代很近，今天许多御容像仍不能确定具体作者。

沈振麟《旻宁情殷鉴古图》，纸本设色，172.5×83.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道光帝手握《古史辑要》、定神远望沉思状。

不仅落款受限，为皇帝作画时从创作程序到绘画样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除了会点名沈振麟这样的重要画家作画，还有选择吉日开笔、首先绘制小样御览等程序，连人物盘膝坐在书案前的动作、书案上放的《易经》，甚至书打开到第一页“乾卦”这样具体的画面内容，都一一有所要求。在这种种约束下还要有所发挥，可见宫廷画家个性发展之不易。

沈振麟《旻宁读书图像》，绢本设色，168.7×15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工致花草

沈振麟除了擅长绘制御容像，也擅长花果、草木、鸟兽、山水等多自然景物的描绘。相比御容像的要求严格，花鸟写生则相对宽松，比如画家可以在画作上按成规署名，如“（臣）沈振麟恭画”。

沈振麟《花卉蜂蝶图》，纸本设色，17.5×52.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花卉蜂蝶图》（局部），纸本设色，17.5×52.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宫廷内除了御容像之外，主要的两类画作便是室内装饰画和供人欣赏的案头画。这两种画大同小异，花鸟是其中的常见题材，最大的区别在于装裱形式和功能。即便在宫廷画师高手云集的如意馆内，沈振麟也是各形式、题材均有所长的全能型画家，这让他的地位和俸禄稳步提升。

沈振麟《十二月花神》之菊花枫树，纸本设色，27.2×33.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十二月花神》之兰花牡丹，纸本设色，27.2×33.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装饰画还是案头画，宫中的花草创作从不以表现名花异草为目的，而是以所绘对象是否具有吉祥寓意为标准。比如在画作中常出现寓意富贵的牡丹，细腻富丽而兼有雅逸之趣；又常描绘梅、兰、竹、菊，以象征君子之气。

沈振麟《耄耋同春》之兰蕙，黑地纸本设色描金，28.5×32.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耄耋同春》之菊花，黑地纸本设色描金，28.5×32.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细腻生灵

与选择画哪种植物的道理类似，沈振麟在描绘动物时也常常选择有吉祥寓意的对象，并且常与梅、竹、石等有文人气息的自然景物相搭配，文雅之中展现一片盎然生机。

沈振麟《耄耋同春》之红梅狸奴，黑地纸本设色描金，28.5×32.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耄耋同春》之狸奴黄鹂（竹石），黑地纸本设色描金，28.5×32.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描绘的动物同样不以珍奇异兽为优先，而是用细腻写实的笔法描绘猫、狗、蝴蝶、马等常见的动物，它们往往呈现出一派生动有灵气、健康又乖顺的样子，惹得皇家观赏者喜爱。

沈振麟《柳溪牧马图》，纸本设色，17.5×52.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沈振麟《柳溪牧马图》（局部），纸本设色，17.5×52.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尊贵的御容像，到装饰赏玩的花草鸟兽画作，可以说沈振麟不仅画才出众、笔下传神，而且深谙宫中喜好，得到咸丰帝、慈禧太后“传神妙手”的御赐好评。

在他的培养下，沈家也成为晚清势力最大的画士家族。作为一名宫廷画家、如意馆首领，可以说沈振麟非常成功，代表了晚清宫廷艺术的高峰。

沈振麟《狗》，纸本设色，92.8×75.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会欣赏细腻写实的风格、喜爱沈振麟的画作。但正由于他绘画时间之长、产量之高，以及风格之工致、款识之规范、时代之晚近，也使他的画作易于被仿冒。

沈振麟《猫竹图》，纸本设色，132.6×62.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后人评价沈振麟时，往往认可他的作画成就，但由于他绝不可能脱离皇家审美观的束缚，其艺术创作被认为十分被动、价值有限。然而，又因其画风的写实以及描绘对象的特殊性，使他的画作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不知这对一个画家而言是幸还是不幸，但对于晚清宫廷画家沈振麟而言，或许已足够幸运；又或许在他画了61年后，已不在意这“幸”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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