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思想和学术领域，有两大热点。一个是“西方伪史派”对西方历史为假的声明和考证，这个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另一个则是最近几天出现的“流浪大师”崇拜。“流浪”+“国学”的标签让一个流浪汉迅速成为当下第一网红，而且仅仅是凭借几段十几秒的短视频。

“西方伪史派”的出现大约在2012年左右，以何新的《何新的希腊伪史考》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何新认为，《亚里士多德全集》字数太多了，现代的中译本足足十几本，厚厚的一大摞，而以希腊当时的书写技术条件，要实现记录和流传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当时还没有纸和印刷术，都是抄写在羊皮或莎草纸上。完成整套的书的抄写需要很长时间，同时，所用的羊皮或莎草纸也会占据很大的空间。依据此类的证据，何新认为，希腊哲学、以及希腊哲学时期的希腊历史，只可能是后人伪造。

后来，英籍华人诸玄识等人，则聚焦在西欧的近现代史上，他们认为西欧近现代文明所出现的文明要素，都是直接来自中国，甚至认为，近现代的西方文明不是是中国的子文明。

其实，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中国，这一观念早在80年前就出现了。民国时期的学者朱谦之，在1940年左右就出版了《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非常详细地列举了西方文明可能受中国影响的证据。诸玄识等人的论调只是老话重谈，当然补充了更多的证据。

“西方伪史派”所倡导的“西方伪史说”，属于学术讨论，但是，这一学术与当下中国的主流、主导学术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主流学术的反动、反抗。西方伪史说与主流学术之间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范式，西方伪史说是“新范式学术”，而主流学术则是“旧范式学术”。两个范式之间，针锋相对，势如水火。

同时，“西方伪史派”都身处主流的、官方的学术体系之外，都是体制外的民间学者，也被体制内视作“民科”。

为什么说“西方伪史说”与主流学术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范式，因为“西方伪史说”是以中国为主体、正统和本位，而主流学术则是以西方为主体、正统和本位。没错，中国主流的、官方的学术范式，是以西方为主体、正统和本位。

“流浪大师”和“西方伪史派”看似风马牛，但其实质却都属于“学术新范式”的范畴。

“流浪大师”的走红，依赖两个标签：流浪和国学。从事“垃圾分类”的流浪者沈巍峨先生，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大师级的学者，而他的研究内容则是“国学”。可以说，沈巍是因“国学”而贵，是“国学”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而国学在主流的学术范式中是没有地位的，是被否定和排斥的。事实上，国学之于主流学术，也是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式。“国学”与“西方伪史派”同属一个范式，都以中国为主体、正统和本位。

沈巍的走红是因为国学的标签和符号，并不在其国学水平本身。从目前的情况看，他的国学水平可能尚处于入门阶段。显然，网友对沈巍的期望，远超沈巍的实际水平。事实上，对此沈巍自己也是很清楚和清醒的。他坦承，他的水平还称不上真正的“有文化”，大师的头衔让他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也是此人值得尊敬之处。

因此，“流浪大师”现象，说明当下中国人，对国学已经重新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对国学又重新出现强烈的需求。而国学的供给，则远远滞后、落后于暴涨的需求。

象“西方伪史派”一样，“流浪大师”也是来自民间，而且是民间的最下层，流浪界。年轻的网友们宁愿到流浪界去寻找国学大师，甚至去“虚构”一个大师，而不是到由主流学术界所占据的“学术殿堂”中去寻找，这意味着，在内心深入，中国已经对主流学术感到厌倦，对属于“旧范式”的学术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需要“新范式”的学术。这种与“旧范式”的主流学术截然对立的“新范式”学术，主流的“学术殿堂”绝不可能有，而只要到民间寻找。

“小丑在殿堂，大师在流浪”这句网红语句，是对“流浪大师”现象的注脚，也是中国当下对“新范式”学术的饥渴，对旧范式学术厌倦的又一体现。

是国人对国学的陡增的需求和渴望，催生了“流浪大师”网红现象的出现。同时，是国人对国史、国学本该拥有更高地位的需求和渴望，催生了“西方伪史说”、“西方伪史派”的出现，尽管这种需求相对要小众一些。

在“流浪大师”现象中，重要的不是“流浪大师”本人的国学水平，而是国人对迸发的对国学的需求。同样，在“西方伪史派”现象中，重要的不是“西方伪史派”的真实历史水平，而是是国人所迸发的对国史更高地位需求和渴望。

事实上，“西方伪史派”的历史水平，与“流浪大师”一样，可能尚处于入门水准。他们将西方文明与中国历史直接对应，说西方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子文明，无疑是机械而错误的。因为，尽管西方文明的确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与中国文明之间关系密切，但是，在本质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还是截然对立的。而“西方伪史说”的观点则在无意或有意地抹杀中西文明之间的根本对立。

甚至还有一些怪诞和荒唐的说法，譬如说什么中国文明和世界起源于湖南。

因此，我此前有个说法，也是对“西方伪史派”的批评：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西化派。既然西方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儿子，那么中西实际上是一家的，西方文明也是中国文明，中国的西化也就不是西化了，而是“中化”了。这样就为西化找到了历史依据。

我们不仅要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联系和相同之处，还要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区别和相异之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融合中西，实现中西“大同”。“西方伪史派”不是在“求同存异”，而是“知同不知异”、“求同舍异”。

因此，“西方伪史派”和“流浪大师”，这两大中国学术领域最前沿的现象，其重要意义并不在“流浪大师”本身，不在“西方伪史派”本身，而在由其所展示的中国对学术需求的变化。

这个两个事件告诉我们，中国的学术需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也预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时代。旧范式的主流学术已经被民众所厌倦，对新范式学术的需求则因暴涨而显得饥渴。旧范式的学术就是以西方为主体、正统和本位的学术，新范式的学术则是以中国为主体、正统和本位的学术。

新旧范式学术的替代过程，也将必然是一场充满学术硝烟的学术革命。同时，新范式学术的出现，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崛起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