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的养生与艺术创作散论

一

     清代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篇》关于庄子《养生主》一文说：“盖人之一生，有主宰乎中者。神全而德备，死生无变于己，乃为修身凝命工夫。若养其小体，不过摄生以养其天年而已。”（中华书局2013年1月版第67页）

    对生命的本真认识，对于精神止境的追寻，一直是哲学家、艺术家所追求的终极的主题，在古代的典籍中，我们可以吸收大量的营养，以兹在精神上得到超越。

宋人朱敦儒有词《好事近 渔父词》：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朱敦儒共写了六首渔父词(均调寄《好事近》) 歌咏其晚年寓居嘉禾的闲适生活。皆写得情趣盎然，清雅俊朗，流露出一股闲旷的风致。作者愿意摆脱尘世烦扰。“摇首”对“红尘”让人想起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诗：“巢父掉头 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作者原意作一个烟波钓徒， “醒醉更无时节，”超脱尘世，他既有张志和《渔父》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境，也有柳宗元《江雪》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意，但又不是二诗写的那样浪漫和苦寒。“绿蓑青笠”，白鹭桃花，“披霜冲雪”，独钓寒江，都是词人恬淡自适生活状态的想象。江湖上也有风浪，但与俗尘的风波比较，则显得没有什么了。“晚来风定”，更有一番景致:新月当空，钓丝不动，水平如镜，上下天光，表里澄彻。作者洗炼的笔墨勾勒出一幅清雅的图画。风平浪静的江景，显然是词人“澄怀”的反映;那“缥缈孤鸿影”，也是一个自由出没于江上的幽人的写照。这是艺术上的超脱与空濛的意象，也是养生所要达到的至境。

养生需要一种境界，一种超脱，孜孜于小玩小悟，而无大境界者，不说养生，只得苟且。《老子》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几于道”亦即“近于道”; 《庄子·天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 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天德之象”亦即“天道之象”。在道家看来，用水作为一种大意象，以体现出天道，天道体现了道家亲近自然、与世无争的理想。

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篇》对《养生主》后面的阐述中，更为深刻：“天数之适然，亦天理之自然，安时处顺，无所谓溢情之哀乐也。人之生也，虽有修短之不齐，而同归于悬解，勘透此理，乃能外生死而不为所撄，譬如薪然指刻而可尽，以火相传，不知其尽也。（第78-79页）

二

“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例逃禅。”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少学儒，中学道，老学佛。”

这些烩炙人口的语句都是在描述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产生了一种心里的变化，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着一种综合了儒释道的养生的观念。

佛教对中国士人的影响从诗中更能体会深刻。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所以在汉赋中已有所反应。张衡的《西京赋》中出现了“桑门”一词，李善注曰:“桑门，沙门也。”魏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平生发完全，变化似浮屠。”而浮屠正式佛陀的另一译法。到了晋代《广弘明集》收入张翼杂诗若干。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佛家的恬淡无欲之心来看待人生的，这一点与中国道家的观念颇为相像。

到了唐代，诗人们几乎无人不受到佛教的影响。 如王维、白居易、杜甫、孟浩然等人，就深受佛学文化的痕迹。王维是一典型的佛家诗人，而其他几位则儒、释、道兼综，多是少年仕进不成，而从儒家转向佛道，“才人老去例逃禅”，正描摹了这些文人才子的人生轨迹。从激变的社会中得到一种生命的安定，从累累的功名中得到超脱，佛教与道教给了中国人一个安息的“精神通道”，他们既遵从庄骚精神，又追求一种超脱，使个人的身心得以在动荡的世尘中保全。

佛家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中国人自小接受的儒家的观念，成为他们养生乃至超脱的一种精神支柱。宋代名将韩世忠一句“劝君识取主人公”道出了武臣的禅心，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且担当国家重任的名臣文天祥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发出“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的感叹，元代宰相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提出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观点，表现了佛学文化在高居庙堂之上的国家重臣身上打下的烙印。

谭嗣同在《仁学》中称:佛教“独高于群教之上”，其根本精神是救度众生，“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将佛学普渡众生的精神和他的救世思想结合在一起，把佛学也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佛家的恬淡无欲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共同构成了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观念，也是中国人养生观念的一种综合的体现。

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老子认为社会虚华的事物都违背着“道”，违背着“大朴”，违背“自然”，他提倡“复归于婴”，“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是“绚”的反面，是洗净铅华，不施彩饰。“朴”是但求浑沌，而不事雕凿。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朴”为大巧，见素抱朴，复归自然的“拙朴”。这些既是一种养生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创作的观念。道家的“见素抱朴”、澹泊质朴为尚的人生哲学，融进中国画里，形成以水墨为主，色彩为辅的独特的绘画风格。荆浩讲：“笔墨精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宋黄休复所谓：“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中国画是抒情的、写意的，直显心性，拙于一枝一叶规矩的如实描摹。由于“素”“朴”的需要，而对精研工巧的彩绘有所鄙弃。这也是水墨画成为我国正宗主流画种的原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老子第二十一章》）老子从“惟恍惟惚”出发，论说了时间和空间艺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希声是静，无形是虚，通过虚、静却可以观照或反映“道”，体现“道”的全美境界，以取得艺术的最高造诣。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以博大的胸怀、宁静致远的思索，去了悟宇宙万物的运作，从扑朔迷离、纷纷扰扰的物质世界去追本溯源，回归宇宙的本体。在中国，是老子首先提出虚、静的审美观的。庄子也从虚、静来谈“道”；“虚者，心斋也。”心斋即心境或精神境界的空灵。他又说：“静而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以虚静合一获取人生的自由或逍遥，这样的人生态度叫“循道以趋。”道家希望世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以修养空灵的心怀去静摄宇宙的变幻，以岑寂而宁静（虚静）的心胸去体物感物，以澄怀而观道。中国绘画艺术中强调看重空灵与澹泊。东坡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静。”作诗如此，作画亦如此。宋代的米氏“云山”很有代表性，它摆脱了北宋前期山水画写实风格，而以空灵、写意、意象取胜。米友仁说他平时“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游荡”。以虚静之心体悟万物，精神才能获得自由，才能重新领略并融会自然，丰富意象，增强想象，进而统一物我，创造“独我”之作品来。

“求学者日益，求道者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老子第四十八章》），求知识用加法，而求道则用减法，损之又损，而达到“无为”之状态。中国画讲究空灵，画面讲究空白，讲究“象外之趣”。恽南田说：“作画贵简，简之又简则脱尽尘滓，灵光独回。这些道理其实都是用老子的减法而独得此“象外之趣”。“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无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中国画的用笔崇尚“一波三折”“行云流水”“棉里藏针”。董源画江南山水，用披麻皴，用笔柔中带刚，体现“道”中柔的特性。李可染先生曾说，至高的艺术技巧都是百炼钢成绕指柔。僵硬的、色历内荏的用笔在国画中视为用笔之大忌，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都生之徒。”绘画之道、养生之道与道家思想是相通的。

绘画艺术的创作，是一个艺术家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老子庄子的“天人合一”、“阴阳相克相生”的哲学观，东晋顾恺之“迁想妙得”的主张，唐代的“外神造化，中得心源”创造原则等艺术理论的影响下，艺术家们把现实精神和浪漫精神、写实方法和浪漫方法运用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作画是为了“写意”“写性”“写心”，状物乃是为了“寄情”。“写意”是一种意识，一种精神，借助笔墨立意为像。它通过形象，超越形象之外表现的感情。

四

养性说、养气说、主静说、制欲说是传统的道家养生哲学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对于中国的书画艺术来讲，具有颇为实用的作用，也是许多的艺术家所奉行的。

　　养性，就是顺应自然，就是自然无为。以此来保全人的天性或本性。中国书画艺术“养性情，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作画特别强调的一种状态“淡泊”，就是道家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以其“无为”，方得“无不为”。中国画的笔墨功夫是以10年、20年甚至30年计算的，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这就迫使画家不得不修身养性，持之以恒，甚至大器晚成，比如黄宾虹和齐白石，他们的画到了晚年才达到炉火纯清。这就是 “养性”的正果。

　　养气，就是养护生命之气。道家认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所以要爱气、守气、贵气、保精固精。养生的关键在于保守精气，聚集精气，使体内之精气充足和谐。达到阴阳平衡。人的生命活动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气的升降出入就是生命运动的基本形式。气也原于先天而养于后天。先天之气称为“元气”，存于丹田;后天之气则指呼吸之气与水谷之气，两者相传于胸中而称为“宗气”。元气启动了生命活动，为后天之气的摄入奠定了基础，而后天之气又不断培补先天元气，故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作画写字能养气，亦能助气。古人素有“寿从笔端起”之说。

　　主静，“虚静” 才能做到心神专一，不是听之以心，而是“听之以气”，用气去感应。“气”在这里就是灵气。心灵空寂至极点，空明沉静的心境，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並会获得对自然的“妙悟”。这种“气”只有在虚静中才能养成。苏轼说：“欲今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心灵空明，才能静观万象，就能灵气往来，使万境纳入胸中。创作出精品来。老子认为只有静才能常久不殆，认为“静默可以补病”，制欲，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必须心外无物，凝思静想，即没有世俗的功利之心。不受任何的束縳与干扰，以保持天真纯朴的赤子心。道家认为，欲就是私欲，就是人的心理生理需求，就是好名好利；私欲与素朴是水火不相容的，私欲的兴起发作，必然损伤人类纯净淳朴的自然品性，从而影响人的生命的正常发展和人性的正常发挥，有害于养生，也有害于书画的艺术实践。

　　画家绘画时需要彻底放松，体内气血通畅，阴阳达到平衡。这与道家的养生哲学是相通的：静心、养气，做到爱气、守气和贵气。由于极度松沉，呼吸也深处在气功状态，它是腹式呼吸。对身体大有益处。能逐步增大肌肉收缩力，有利于胸、肺的有效扩张，增强肋间肌活力，可以逐步恢复其弹性和肺活量，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近年来很多人认识到从事中国传统书画容易长寿。确实，古今书画大师长寿的人举不胜举。欧阳询活了83岁，柳公权享年88岁，明代的董其昌、沈周皆享年83岁，文征明至90岁高寿，朱耷82岁，刘墉86岁。年愈90者大有人在，如黄宾虹、何香凝、齐白石、林散之、沙孟海、赵朴初等；百岁开外的也不乏其人，如孙墨佛、苏局仙、冯钢百、朱屺蟾等。

从道家的养生哲学看，书画家的长寿现象并不是偶然的。道家哲学与中国艺术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几乎所有的中国书画现象都可以用道家哲学来解释，几乎所有的中国书画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道家养生观。可以说，道家哲学观集中体现了中国书画家的生命境界与艺术审美。

作者：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中国民族书画院院长胡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