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书画艺术之融合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书画艺术。我国的书画艺术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首先在于它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民族欣赏习惯以及传统的学术思想、审美情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我国书画所用的独特的材料、工具有关。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开始与佛教相结合，书法用于写经，绘画用于佛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印度的绘画技法，既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提高了自己的水平，相得益彰。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上层建筑领域也产生巨大变化。魏晋玄学的产生就是一例。佛教轮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为社会许多阶层所接受。书画艺术也随之引起剧烈的变化。书法方面的显著变化是真楷的出现。绘画方面也同样，由于佛教西来，在绘画题材与技法上都对传统绘画产生冲击。所以，这一时期我国书画显示出如下几个特点：一、书风与画风发生变化；二、书画家大量涌现；三、书画技法趋于成熟，尤其是人物画、走兽画更是如此。

    根据现有史料，我国的佛画始于三国的曹不兴与他的弟子卫协。但他们的作品都已失传。东晋时，佛教已经相当流行，当时通行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上壁画，这样，一批佛教画家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画界三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顾恺之的画特别注重通过外在的表情来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与性格。他曾经在南京瓦棺寺墙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具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光彩夺目，轰动一时。陆探微作画时，在线条的运用上连绵不断，所以有“一笔画”之称。后人把他与顾恺之合在一起，作为“密体”画派的代表。张僧繇还要绘画中运用了印度的明暗、烘托等“退晕法”，丰富了中国的绘画技法。

    北朝佛教重视做功德，佛教寺院的建设非常兴盛，与此相应，寺院壁画也十分发达。杨子华是北齐的杰出画家，邺中北宣寺、长安永福寺都有他手绘的壁画。可惜他的作品除了宋临《北齐校书图》外，没有传世留存。北齐的另一位著名画家曹仲达原是西域曹国（今撒马尔罕一带人）。到中国后，他又师从中国画家袁倩父子，技法融会了西域、中国两家之长。他学习了印度笈多时期的雕塑与绘画风格，佛像“衣服紧窄”，贴在身上，好像刚从水中出来一样。所以时人称为“曹衣出水”。他的雕塑作品同样具有“曹衣出水”的风格，流传一时。

    东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大发展时期，书体的变化从篆、隶、章草蜕化出来，形成真、行、今草书体。书法的发展较绘画更趋成熟。有人认为，此时书法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文房四宝的改进；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品评、收藏书法艺术品气的形成；国家的书法取士政策等等。

    佛教的书法艺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书法家创造的佛教书法艺术；一个是由广大的写经人员创造的佛教书法艺术。六朝时，名僧、名士相互往来，相互标榜，也促进了书法方面的交流。不少名士书写佛经，也有名僧书写俗书。如著名的智永书《千字文》就是一例。

    从敦煌遗书保存的大量魏晋魏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可以充分看到当时佛教写经的艺术风格与水平。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写，早期仍然偏重于隶书，与士大夫阶层已经流行真楷、行书的风气不甚协调。这是因为我国书体两汉以来流行的一直是隶书，已经几百年，积重难返。上层已经进入新变革阶段，下层还没有来得及时跟上。到了南北朝后期，写经的书体发生明生明显变化，开始出现真楷。不过，此时的字体为扁方形，竖笔细，横下笔不顿，收尾重而上挑，有点近乎隶法。但实际未用中锋与回笔，捺笔特重，也不用连笔。当时的写经，一般由寺院的僧人或专业的写经生承担，。这些人当然不是书法家，写字运笔也不像书法家那么讲究个人风格、气韵。但他们出于虔诚的宗教感情，写经时，一笔一画都十分认真，形成了一丝不苟的写经风格。有人认为这些写经不讲究间架结构，随便落笔，似不经意，千人一面，一字万同，说不上什么书法艺术。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隋唐五代是我国书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时期。

    初唐的重要画家有阎立本与尉迟乙僧，尤以尉迟乙僧以佛教画驰名。尉迟乙僧本是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他擅长佛教题材的绘画。他的作品风格特异，“奇形异貌”、“身若出壁”、“气正迹高”。人物形象也都是西域风格的。用色沉着，有“堆起素绢”的效果，摸起来则还是平的。

    盛唐国力强盛，文治武功也达顶点。各种艺术形式极为发达。当时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等。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与山水画。他把中原画风与西域画风融为一体，自成一格。据说他画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天衣飞扬，满壁飞动”。人们形容他的人物画的风格为“吴带当风”，与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相对。他的绘画被称为“吴家样”，他创造的一种淡着色法被称为“吴装”。吴道子特别注意人物眼睛的处理，据说他画的《维摩诘》，其中的舍利佛的眼睛有“转目视人”的效果；在赵景公寺画的执炉天女，能够“窃目欲语”。

    王维也是唐代著名的佛教画家。他绘画的题材比较广泛，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与他的诗歌充溢着禅意一样，他的绘画也同样极力表现幽冷、清寂的禅意，开创了一种新的意境。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王维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被后代视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

    唐代的主要佛教画家还有创造了水月观音像及“周家样”的周昉以及李真与孙位等。

    五代时，著名的佛教画家有僧人画家贯休、西蜀画家石恪等。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人称禅月大师。他善诗、书、画，自成一家。风格奇古不媚，笔法也与众不同。在五代画家中，他是朝着夸张变形以及装饰趣味方面开创新风的一代大师。传世作品有宋摹《十六罗汉像》，今藏日本宫内厅。他创造了用大写意的手法来描绘人物的新风格，传世作品有早已流传到日本的《二祖调心图》。

    书法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著名书法家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其后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书写了不少佛教题材的作品。而佛教界著名的僧人书法家则是怀素。他善于学习，善于创新，遂自成一家，以草书闻名。他性好饮酒，酒酣兴起，运笔如飞。如骤雨旋风，圆转流动，字多变化而均有法度。驰聘回旋，莫不中节。时人称之为“狂”。传世法贴有《论书贴》、《自叙贴》、《苦笋贴》、《小千字文》、《食鱼贴》等。

    在敦煌写经中，唐五代的写经占据绝大部分。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宫廷写本，由各中央机关的楷书令史抄写，字体精美，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也有不少行书、草书作品，笔势俊健，穷极变化，可谓书法艺术的精品。

    北宋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我国的绘画作品也由以宗教题材为主要内容向山水、花鸟方向发展。当然，这时仍有不少著名的画家与精美的作品继续出现，如宋武宗元的《法界源流图》（现藏台湾故宫博院）、李公麟的《维摩像》（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苏汉臣的佛像、梁楷的佛教画等等。但已经不再占据画坛的主流。

    从总体看，佛教的传入，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技法上都对我国的书画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