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对中国文化艺术之融合

1、 与诗歌艺术之融合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诗歌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达到很高的水平。如《诗经》、《楚辞》等优秀作品已经诞生，并形成相当浓重的抒情性格。此外，中国的诗歌从语言到思维，在很大程度的都受到汉字特性的制约。汉字是单音节的方块字，所以中国的诗歌有四言、五言、七言的区分，有“二二”、“三三”、“四三”的节奏，讲究对偶的技巧。中国诗歌一系列形式美的追求都和汉字的特性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佛教要对中国的诗歌施加影响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大量佛经被翻译出来。佛经的翻译促成了汉字四声的发现，推动了声律论的诞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四声被发现之前，人们还不能掌握汉字声律的内在规律，诗歌创作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声律之美。四声的发现、声律论的诞生，使得中国诗歌创作得以追求一种有意的、有章可循的、更加严格的声律。当时的声律论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声八病”，四声指汉字的平、上、去、入等四种声调；八病指诗歌创作时在声律方面应该注意避免的八种弊病。应该指出，声律论的产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佛经翻译促成四声发现的功劳也不能抹杀。声律论加速了中国诗歌从古体诗向格律诗发展的进程。

    晋宋之际，山水诗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的文人从佛教或道教的立场出发，把山水视为领悟哲理的桥梁。所以，山水诗及由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从一开始就蕴涵着一种追求理趣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诗的一种重要传统。当时中国的文人对佛教的理解还比较肤浅，精通佛教的文人与渗透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当时出现一批佛理诗，但只是以诗歌的形式宣说佛理，本身甚少诗意。

    隋唐以后，禅宗大盛，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强，佛教对诗歌的渗透也大大的加深。王维的山水诗与皎然的诗论是显著的例子。王维的山水诗表明，禅宗不但影响到文人的为人处世，而且影响到诗歌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体现在王维山水诗的意境风格中。皎然的诗论表明，禅宗的概念与思维有助于人们突破儒家诗歌的束缚，去探讨诗歌创作的内部规律。禅宗的理论与观念启发皎然恰当地处理创作中的一系列矛盾；佛教的境界观念又启发皎然提出“取境”理论。

    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诗人将“诗”与“禅”相联系。但在当时，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上，在理论层面上反映得不多。到宋代，随着三教合一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佛教对文人的影响也更加广泛。此时，佛教的理论虽然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期，但佛教对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渗透却越来越强，尤其禅宗与诗歌的相互渗透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禅宗借诗说禅，借诗斗机锋，禅僧中不少诗僧。文人则多与禅僧往来，交流学禅的心得与做诗的体会。文人的诗歌往往用禅法，求禅趣。在从唐诗到宋诗的演变过程中，在宋诗自身特色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唐诗中的禅主要是追求宁静空寂的禅境，那么宋诗中的禅就更带有理性，表现为机智活泼的禅机禅趣。宋诗不是追求空灵的意境，而是追求一种灵活的语言选择。如黄庭坚讲“覆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就是要求做诗要像禅那样无拘无束，变化万方，冲破语言对思维的束缚，把最富于表现力的词放在最关键的地方。再如苏轼讲“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强调艺术思维的流动性、变化性，这与禅宗的“无住”、“无缚”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

    到了南宋，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入诗，以禅做诗的风气终于酝酿出宋代理论性最强的诗论——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强调“诗道亦在妙悟”，比前人更加注重诗歌之美的特殊性，诗歌创作思维的特殊性。《沧浪诗话》是我国古代美学的重大发展，对探索文学创作的规律，认识文学的本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诗歌到了宋代，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受到一致的推崇，平淡自然成为一代人的审美标准。审美标准的这种巨大变化自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禅宗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唐诗将诗歌的抒情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宋诗又将散文因素渗入诗歌。虽然有人因此批评宋诗“以人为诗、议论为诗、才学为诗”，但宋诗毕竟开拓了诗歌的新天地。唐宋以后，虽不无好诗，但终究不出唐宋两家的藩篱。

    此外，由于佛教的影响，还出现了寒山、拾得、王梵志这样的白话诗人，开创了白话诗的新局面。对民间诗歌及文人诗歌的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