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刊物做久了，通常会经历很多人事更替，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封面到内页，从文字到语言统统都会跟着变化。《古今谈》自发刊到现在，已历时三十多个春秋，胡老任第二任的副总编，任职于1992—2005上半年，也就是他任职期间与任职之前的刊物，属于最珍贵、也最难找齐，而作为期刊的历史，少了哪一段哪一本都不行。也许生命是一个难言的密码，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无可解的预知，胡老在2021年突然说，我这里有完整的一套《古今谈》，我放着也没用，留给馆里吧。

他把个人所藏献了出来，于是馆里就有了自1985年创刊号起到现今的一套完整的馆藏资料。说这话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在意。总觉得“脑子煞煞灵清，思路煞煞清晰”，行动也不算蹒跚的耄耋老人还很健康，谁知半年以后传来噩耗，胡老仙逝了......

胡学彦，字子立，浙江衢州人。1925年9月生，1949年10月参加革命队伍，1951年10月调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1957年成了右派，一捋到底，回老家当了农民。想象不出胡老二十余年的困境是如何渡过的，只感到1978年复职后的胡学彦因学识丰厚而被器重，曾任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副编审，不过前后也只工作了8年就退休了。

有人问，那样的人生岂不是很遗憾吗？

也许有人会，而胡学彦不会。对于有信仰有追求、灵魂总有地方存放的人，永远有学不完的学问，有做不完的事，哪怕两袖空空，也不肯虚度光阴，读书，写作，仿佛总有忙不完的活。1991年10月，胡学彦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一年后负责《古今谈》工作，之后又被请去编辑《浙江风物志》《世界文化丛书》《浙江省出版志》等，著作有《作嫁集》《作嫁二集》《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浙江历代版刻书目》《沁雅集》等，退而不休也！“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美丽的，特别热爱中国历史的人得以一生的精力去求之。

二

胡学彦22 岁那年到台湾去找工作，无意间进入了“台湾省编译馆”，结识了许寿裳等老一辈的出版家，由此喜欢上这个工作，并且“向往日后当一名编辑”。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当就当了40余年，先后写过三本关于编辑工作的随笔，两本书名中都嵌入“作嫁”二字。在出版行业里，虽然经常会有“为他人作嫁衣”的戏言，但大多也就说说罢了，而胡老把它作为书名：《作嫁集》《作嫁二集》，另有一册《沁雅集》内容也没超出编辑心得。由此可见：这些文章都是在为他人裁衣缝衣中引发出来的感想，编而集之，那都是深思熟虑而成的。作嫁，是继续学习，作嫁是幸福快乐。“作嫁”二字最早源自唐代秦韬玉《贫女》诗：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胡学彦自觉“一生的遭际与贫女颇多相似之处”，“却没有贫女自怨自伤”，更不怨天尤人，并“叨邓公赐福，否极泰来”，使之“老而有所为，老而有所乐，是好事，而非苦事”。也即乐于“作嫁”。也许正因为遭受过磨难，大好青春岁月付给了土地，所以对晚来的幸福特别知足与珍惜。为他人作嫁，甘做蜡烛、春蚕、铺路石的角色，并且选择了这个职业，差不多就是选择了寂寞与枯燥。

说起来，由于编辑的社会职能是积累文化，传播文化，也同时为引进先进科学、介绍西方文化服务，所以这曾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崇高职业，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中就有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等，如果向上追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孔子是文献典籍编辑整理工作的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因此也有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编辑家，并且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变成他的编辑思想。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编辑还是个很年轻的职业，大约19世纪末，有了商务印书馆、大同书局、广益书局开始，中华书局、 开明书店等之后，有了近代出版和新闻传媒的专业化后才有这个技术称呼，真正算起来也就百来年时间。

不过，真要当一个好编辑，似乎也不怎么容易。除了要有伯乐相马似的犀利眼光之外，还要有文字的基本功底，更需要的是低头伏案，忍劳忍怨的职业品格。像雷锋同志那样，愿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理想。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在我行将退休之前，有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名人，闲聊中他问一个年轻编辑除了编书还会什么：会喝酒吗？有情人吗？会搓麻将么？会......在小青年一连串的摇头中，那人开始摇头，并咄咄逼人地问：那你说你下了班回家做什么？小青年直楞楞地回答：“编书看书呀！”那人一句话如雷灌耳：“那只是你的职业！”

职业是干活拿钱，有人说“一生至少跳槽六次”，哪里薪资高就往哪里跳；而事业，却是无私奉献与不计得失，默默无闻一辈子。特别在社会进入市场化的今天，像胡学彦先生这样把职业视作毕生事业的编辑，也是不很多的。胡老长于史学，版本学，但三册“作嫁集”基本上就是两类文章，一是读史杂谈，其中《资治通鉴》随笔文章在《古今谈》连载过两年，也曾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二是编稿札记，从中可以读出胡老对中国汉语言文字和古代文化的热爱。

在胡老的童年记忆里，大凡是写过字的纸不能乱扔：“镇上有一条大街，一条横街，我记得每个街头均有一只焚烧字纸的炉子，上面写着‘敬惜字纸’四个楷书大字”，等到炉子里的废字纸积满了一起烧毁，使之“身本洁来还洁去”，而老人们以“踩了写过字的纸，眼睛要瞎的”去吓唬孩子，希望延续对文字敬重的好传统。这样的焚烧炉，估计浙江多地存在，我曾在施蜇存的书里也读到过。由此可见，旧时代对汉文字的尊崇已普及到了社会组织的最基层。书里还写到过那样一件事：他的“外祖父家旁边有一座小平房，前面正对着一幢高大的房子，传统的说法“风水不利，子孙不发”，“不利”暂且能忍，“子孙不发”那无论如何也忍不了。外祖父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是“在自家门口的墙上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大个大字”，于是一个很单纯很无奈也很可爱的老书生借着古老的汉字，即刻在一高一矮的两幢房子之间高大了起来。

在科技医学不太发达的旧时代，以文字祈福与避祸是很普遍的，比如春节的写春联与送福字，也即是“新桃换旧符”的延续，都是吉利与讨喜的象征；以文字驱病，比如在贫病的乡村，当孩子生了病又无钱就医时，街头巷尾常会看到毛笔写成的红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夜睡到大天亮”，希冀以汉字驱灾避祸。汉文字具有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于一体的特性，汉字的超方言特性和超语言特性，体现了汉民族无与伦比的聪明智慧，胡老的文中大凡讲到文字的“魔力种种”都是极生动有趣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图书编辑，胡学彦馆员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笔墨工作，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出版行业70年的发展变化，与杭州这一方水土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把一腔爱国热忱和对杭州的热恋，全部倾注在出版事业和培养作者上。诚如他自己所说：“编辑工作不仅是我的生活之源，更是我报效国家、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我敬之爱之，每日兢兢业业以从事。”

三

馆刊《古今谈》于1985年诞生，改革开放的初期，办刊只要申请上报，批准通过即可。但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需要专项经费、专职编辑和校对，不得已我们便成了是浙江内刊第1号的刊物，转眼快到“40岁”了，长成一个格格壮壮的中年汉子，却依然是个“临时户口”。胡学彦接手的时候，也早已从单位退休、年近古稀。每次做期刊，都要往文史馆跑几趟，从家里到最初的庆春路和后来的宝石二弄审稿、编稿，以及校对，到最后的时候还要去印刷厂定稿：胡老负责文字，美编赵蔚明负责装帧，一起从众安桥坐365路公交，一小时后到萧山，再叫一辆三轮车，一老一少祖孙俩似的，咕叽咕叽地向印刷厂驶去，在有地铁有的士的今天回想起来显得格外古老，古老得溢出几分淡淡的诗意。

胡老是个极负责任的好编辑，他在《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一文中称“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深感肩上担子之重，但“我掌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尊重作者，二是对读者负责”，有时“甚至出现‘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情况，我则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宁得罪作者，也不耽误读者。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高尔基把书籍比喻为面包，“我绝不把假药和不洁的面包推荐给读者”。这是胡老工作的原则，特别是最后一句，读来铿锵有力。此文后面有两件附录：一是写给作者的一封千余字的复信，从信中看，对方曾是一位领导，但由于稿中引用的材料与史实不合，他便委婉地告之“不用”的原因，并且还在信上与之进行了很认真的质疑讨论，信寄出后，一直未收到回复。胡老心中有点忐忑：“是先生同意鄙见，放弃了此文了呢，还是被惹火了？”后来听说病了，不久驾鹤西归了。他问自己是不是有意无意间得罪了作者？终因“未能再与他作一次交流，深感遗憾”。另一件是一份递给领导的报告，一字之纠的纠纷想请领导定夺，很有意思的是文后“按”：“此报告无下文。”胡老的编辑工作是无可挑剔的。

拜读了三本“作嫁”集后，非常敬佩胡老工作中的严谨，特别是带着老一辈编辑的处事风格：处理稿件的一丝不苟，并且，件件有文字留底稿。这在互联网时代属于另一个世界。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

2005年春天当我从胡老手中接刊的时候，胡老感慨地说：“我都80岁了，我老早说要找人，却一直找不好。”我向他讨教办杂志的经验，胡老很严肃地说：“你编书怎么编，杂志就怎么做。”再也没有多余的话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了班。

胡老是个安静内敛的人，即使在家里也不太有声音。据说，每天很有规律地读两小时书，闲下来，抄抄古诗。女儿看他低头伏案时间长了，就劝他休息休息，他说，不累，抄诗是喜欢，也是娱乐。到了晚上通常找个戏曲频道看看。我问，看越剧？他女儿说，不，喜欢京剧！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有200年历史，京剧里多阳刚之气，属于男人的艺术；越剧发端于本省嵊县，却长于阴柔缠绵，以“才子佳人”题材为多，颇合女人口味。

胡学彦先生属于京剧，属于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