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资料，只找到些关于“红领巾”起源、意义的资料，没有找到关于“杠杠”的起源定义。

红领巾是20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和五卅惨案时期，一群流浪街头的苦孩子在党组织帮助下，成长为光荣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在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成长起来的。红领巾不仅仅代表红旗一角、烈士的鲜血，它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中华民族应该对红领巾热爱和尊敬，这点毋庸置疑！我对此也不抱有任何疑问。

但是，对少先队“干部”佩戴的“杠杠”，我没有找到权威资料，来解释说明它的作用和意义。

从少先队的历史看，红领巾或臂章，用于标识干部或骨干，起到了类似军衔的作，站岗放哨，统一管理。那时的”臂章“是有实际意义的。

21世纪的今天，对于孩子的”先进性“教育，采用类似“杠杠”这样的等级“标识”，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我看值得质疑。

近几年，常看到类似“小学班干部权力寻租——不买冰淇淋上黑名单”的新闻层出不穷。据我了解，不少小学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班干部风气不好的现象，班委索要好处、包庇好友的现象并不少见。“跟班干部做好朋友，好处太多了：让老师喜欢，不守纪律可以不记名字。”前日，在与几名放学的小学生交谈中得知，为了跟班干部拉关系，好多同学都请他们吃零食、送贴画。

有人说这是成人社会风气进入校园的症状——这也有道理。但我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对于“等级”暗示，也是导致这种显现的原因之一,这点，我们不能回避。

在小学阶段，往往“听老师话”“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被甄别为“班干部”，而不是“有爱心”“关心别人”“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孩子做“班干部”。

久而久之，“干部”的核心定义——服务者含意被扭曲，“干部”被定上“高人一等、阶层、特权”标签。这些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后，对于公权力的认识自认也会存在偏差。

由此看少先队的“杠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直接通过显著外饰标识身份，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讲：弊端大于利。

首先，佩戴“杠杠”的孩子在获得正向激励的同时，还获得了一种心理暗示：“我比别人高一等”。这与我们社会需要强调“人人平等”的道德取向相违背，且容易与中国传统的“以官为本”思想相契合，对内心纯洁的孩子是一种不良引导；

其次，对于未能佩戴“杠杠”的孩子，必然造成心理挫折，容易形成自卑心理。开始佩戴红领巾段都是6、7岁的孩子，正是心理发育的关节时期。少数人配搭“干部标识”，容易打击大多数孩子，这部分孩子会产生“我不够优秀或我不是最优秀”的心理。这不利于培养乐观、自信的优良品格；

对于孩子，要在心理上，要尽量淡化“权力意识”，让学生在提高能力素质、懂得班级管理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懂得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

记得我小的时候，入队比较困难。甚至有些孩子在小学毕业都没戴上红领巾——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甚至有些残忍，不是吗？

而现在基本上都是全班入队，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管理者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为何不能再进一步，取消少先队“级别表示”——那些“杠杠”臂章呢？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教育管理者对此问题有所意识。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在广州某小学在如何处理班干部的问题上作的尝试。学校在班级中实行管理员岗位制度，旨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班级管理员的种类很多，根据岗位不同职责上也有所区别，有专门负责收集学生作业的“作业收集管理员”，有定期对全班学生学习用品进行检查的“学习用品管理员”，甚至连教室电器的开关也有专门的小学生负责，总共有近４０个岗位。“与以往班级里只有班长、学习委员等五六名班干部相比，这种班级管理机构显得十分庞大，但调动了所有学生的积极性。”孙冰清说，“管理员每学期都要轮换一次，几乎每名学生都有参与班级管理的经验。”

还有，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宝安区一小学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班级，既没有班长也没有学习委员，学生干部们不是协助老师“管理”同学，却是收受薪酬必须用心“服务”，因为他们要受到所有被服务人员的监督与公开评定，随时有面临“下岗”的危机。班主任陈老师说：“这种有薪岗位的竞选一方面是希望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消除他们的阶层概念，树立起平等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薪酬的方式让他们真正去体会和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以上两所学校的作法还是尝试性的，不能说就是好，但在儿童阶段需要淡化权利、阶层、特权思想的应该是对的！我为这两所学校的作法鼓掌。

少先队员佩戴“杠杆”的正面意义又有什么呢？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多少.....

因此，我大胆呼吁，取消弊大于利的少先队员胳膊上的“杠杠”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