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发》是枚乘文学创作活动的代表作，是标志赋体由骚体赋向体物大赋转化的重要作品，因此，对其创作渊源和文学价值进行综合详细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本文对枚乘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七发》的创作目的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其对《七发》作品形成的影响，在其文学价值方面本文主要从它的艺术成就上进行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七发》的创作目的的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

正文：

文献综述：

      赋体是汉代的主要文学样式，但是由于赋的文辞过于浮华，所以对赋的研究历来为人们所轻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公平的。赋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进步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赋的存在价值，并且还要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对赋体作品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七发》这篇赋作是赋体由骚体赋向散体赋转化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赋体发展从此开始了体物大赋的时代，无论是从形式结构或是语言特色上它较之以前的赋作都有所改变，创新。尤其是枚乘将其完美的结合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引导启发的结构模式更是独具创新、独树一帜的。因此，对《七发》的研究在赋体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前人对《七发》的研究是较为系统详尽的，从不同的视觉角度来看，主要是从枚乘的生平，《七发》的创作目的、《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的。但是由于枚乘的生卒年月不详，对其生活经历、作品的创作时间、创作目的等的研究也多属于推测，因此说，枚乘和他的作品《七发》都是颇具有争议和神秘感的。例如，路成文在《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中提出《七发》的结构模式是楚辞中《招魂》而成，而赵逵夫在《〈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中指《七发》是继承战国之时黄敖子体《对楚威王》、屈原《卜居》、《渔夫》、庄辛《谏顷襄王》等对问的特征，又吸收《大招》、《招魂》擒文的表现手法，路成文认为《七发》梁孝王所作，而赵逵夫认为《七发》谏吴王濞，而关于枚乘生活经历，即使是在《汉书》是未明确介绍，生卒年、何时至吴，何时离吴至梁，作品创作时间、创作目的等均没有明文记载。因此，对枚乘和其作品的研究颇具有争议。本文笔者的研究视角独具创新，在《七发》创作目的上，从文化、文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并从枚乘生活的时代背景、创作目的阐述了对《七发》形成的影响；在谈文学价值方面，笔者把《七发》体和之后散体大赋的主要特征进行对比分析阐述了《七发》术成就。

一、《七发》的创作渊源

1、枚乘所处的时代背景

       枚乘的生卒年史无明文。根据《汉书枚乘传》可知，其先为吴王濞郎中，后又两次游梁，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枚乘主要是生活于西汉初期。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事实上并不安宁，天下初定即有内忧外患，对外，匈奴屡犯边境；对内先是有淮南王英布造反，后又有吴王刘濞所制造的“七国之乱”，所以，对于初创天的西汉来说有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因为是初创天下，所以有了许多立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形势所迫，刘邦曾大封异姓诸侯王，后来刘邦认识到其中所隐藏的祸患，先后除掉了各异姓诸侯王，但对同姓王却未采取措施。正因为这些诸侯王的存在，产生了与是居朝廷对立的各方势力。诸侯王的势力和野心的膨胀，必然会导致政治局面的动荡。这样一来，其国家政治形式和战国时期的诸侯四起颇为相似，虽未至于国家四分五裂，形式上是统一的政权，但却是近乎各自独立的地方势力。像战国时期一样，各诸侯国均有发展自己势力的方式。吴国利用山海之利开矿铸钱，煮海水为盐以自富，而梁则广纳各方贤士以自强，所以枚乘、邹阳、严忌等就曾先后侍于吴、梁，由此看来，广纳贤士、集思广益仍然是诸侯王培植各自势力的重要手段。而汉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因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讲求“仁”、“礼”，所以这一时期应该是非常注重仁义礼节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枚乘所生活的这一时期是在动乱中寻求安定的一个阶段，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政治上是这样，文学上也同样是这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出现。在这一个过渡时期，赋体的发展就是由骚体赋向体物大赋转化的过程，这也是受其时代的特征的影响的。

2、《七发》的创作目的

       《七发》的创作目的历来为学者们所争论不休，枚乘一生除了侍吴就是处梁，因此其争论的结果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大多数学者认为，《七发》是创作于枚乘侍于吴王濞时，其目的是要劝谏吴王刘濞不要意欲反叛朝廷；第二类，有一大部分学者认为《七发》创作于枚乘处梁之时，其创作目的是为了劝谏染孝王戒除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不要心生反叛之念，以免步吴王后尘；第三类，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七发》是创作于枚乘处梁之时，但其是为劝谏吴王而作。下面我们就对吴王和梁孝王进行对比分析，看一看《七发》究竟是创作于何时，为何而作。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 1：“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会，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及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这一家也，慎无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王濞勇猛骠悍，二十岁已能自为将。《汉书枚乘传》 2云：“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又“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以枚乘的才华，处吴多年仍仅仅为一小小的郎中，因此，由以上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吴王濞重武轻文，不善用文人贤士。

       此外，我们从文化、性格的角度进行分析。《史记吴王濞列传》 3说：“吴太子师傅为楚人。”这里的楚指长江中下游一带，泛指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地域，楚国在当时被中原地区称为南蛮，文化比较落后。此外，在吴王濞制造“七国之乱”之时，吴少将军曾这样奏到：“昊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马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史记吴王濞列传》 4。与此同时，枚乘虽身处梁但亦有谏书，《汉书枚乘传》 5云：“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饷道;梁王饬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以备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也。”此两者均清楚地陈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指出吴用兵之弱点，然而吴王专断、独裁，未用其计，不能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以导致后来的粮道为汉军所断同，吴军多饥而死，自此吴军大破。与以上两例相类似，在吴王初反之时，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独周丘不得用，然周丘为夜得三万人的贤士。以上均说明吴王刘濞专横无知、不善用人，况且吴地地处文化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吴王刘濞的文化底蕴并不深厚。

     《史记梁孝王世家》 5云：“招延四方谊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从这里我们知道，梁孝王多招贤士，重用文人，而吴王濞与此不同。《史记吴王濞列传》 2云：“会孝惠、高后之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造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另外我们再来看袁盎和孝景帝的一段对话：“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谊桀，白头举事。若比，其计不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史记吴王濞列传》 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王濞招募的多是冲动无谋之倍，这也是受吴所处地域、文化环境、个人素养等影响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梁孝王对文人贤士的重用程度是远远胜于吴王的，梁孝王是喜欢与文人接触、注重文学修养的。《西京杂记》 8卷四中亦有所证实：“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其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由此我们亦可想见，潍孝王处文人之众多以及梁孝王喜好与文人同游论文。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梁孝王的文学素养是非常高的。

       从文学素养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七发》辞采华茂、洋洋洒洒，更多是具有世术感染力。它充分发挥了夸张和想象的艺术功能，调动了各类的大量词汇充分描写事物。例如其中描写车马的一段文字“钟岱之牡，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后类距虚。麦服处，躁中烦外；羁坚辔附易路。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痕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在这里，枚乘用极美至优的文辞对车、马进行了描绘，他集天下最好的车马的特征于一身，极尽描写车马的精良，这其中体现了枚乘大胆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力。其次，《七发》所采用的写作手法过于迂回婉转，其借楚太子有病而吴客探病之事递次展开，开头所提到的要言妙道，直至结尾也只是概括的提出，这种引导的方法对于吴王濞来说是有适合的。况且，《七发》当中大多涉及的是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如果说用于劝谏吴王不要谋反来说是过于隐喻的，其是所隐设的东西很难为吴王所理解。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正可用于此处。我们来看枚乘所作《谏吴王书》和《重谏吴王书》，这两封奏书均为枚乘为吴王濞所作。《谏吴王书》 9中说：“夫以一缕之任千钧之重，上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方绝又重镇之；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这封奏书虽有些隐喻，对吴王的反叛之心并未明言，但从中我们很容易扑克出其政治性，之所以有些隐喻，是因为这封奏书创作于吴王初生怨望之时，此时吴王的反叛之心尚隐而不显，但是，相对于《七发》而言，其可谓算是直接了当了。《重谏吴王书》中亦有这样的文字，且其较之《谏吴王书》更为直接。“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之塞，东当六国之。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此其兴秦，地相什么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方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10 这封奏书则直接指出吴王反叛朝廷是背信弃义之举。从这两封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直接告诫吴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且其语言酣畅淋漓、激切有力，其文风与战国时期的论辩文极为类似，这正是从吴王濞的文学素养及其性格方面考虑的。对待一个文学素养有高，专横，爽直的人来说只能采用这种直接了当的写作手法，而不能像《七发》那样极尽华美之辞，迂回婉转的将道理隐设其中，这样一来就很难达到劝谏的目的。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假设《七发》是为吴王濞所作，是为了劝谏其压制反叛之心，那么《七发》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和《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两书抽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在《重谏吴王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轮错出，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副以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乐也。” 11 在这里，枚乘以财富、珍怪、地域吴王不要起反叛之心。而《七发》的主旨却是大段描写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下所隐藏和祸根，这两者之间甚为矛盾，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七发》亦不会为吴王而作。

     以上我们从吴王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七发》并不是为吴王而作，那么其就应该为梁孝王而作，下面我们从梁孝王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此外，从文学修养的角度看，前文我们已经谈到，梁孝王的文学修养是很高的，喜欢与文人同游、论文论道，所以枚乘在创作《七发》之时注重辞采的修饰，把所要表达的回想隐设其中，这样梁孝王见到本文之后，先是对文本产生兴趣，然后通过诵读，明白其道理，体会其中的思想内涵，从而认识到事态的严重。

      综上诸多因素，笔者认为，《七发》不是为吴王所作，而是为梁孝王而作，是为了劝说梁孝王戒除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欲无为，不要心生奢念，以免步吴后尘。

3、枚乘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七发》的创作目的对《七发》作品形成的影响

        一部作品的形成必定会受其所产生的时代的影响。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特定的时代的环境定会产生特定的与之相应的文学样式，产生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作品，《七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由骚体赋向体物大赋转化的过程中。《七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标志着赋体由此开始了体物大赋的阶段，从时代特征上，着一时期是由动乱时期向安定繁荣过渡的时期；而文学上，是由骚体赋向体物大赋 转化的过渡时期，《七发》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作品，因此，从中我们即可看出其受时代特征的影响又能看出其文学上的过渡性特征。

        从枚乘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来，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其国家政治形式和战国时期的诸侯四起颇为类似，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它毕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政权。各诸侯国之间或是各诸侯国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是隐藏着的，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爆发显露在外的。它不象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之间随时随地都会产生矛盾爆发战争，它们之间 的矛盾是无时不在 的，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激化的，是赤裸裸的，是各自独立的，为了各自的利益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各诸侯国之间都有可能发生战争。而枚乘所处的这一时期，虽然各诸侯国之间近乎独立，但他们之间是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各诸侯国之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矛盾是各诸侯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不激化到一定程度是不会爆发的。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为了使诸侯王采取自己的观点策略，所以采取的都是逻辑缜密、语言激切有力、慷慨激昂的辩论体，而不能利用温柔婉转的语言，这样就减弱了感情色彩，丧失了说服力。而枚乘所处的这一时期，因为政治矛盾不再像战国时期那样直接、激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其相适应，充满了隐喻的色彩。《七发》亦是这样，但是只从时代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所受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下面我们把创作目的和时代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以使其所受的影响更加清晰透彻的表现出来。

       通过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七发》是为梁孝王而作。而梁孝王喜欢文学，经常与文人同游，谈诗论文，这也就使得枚乘为梁孝王作文就必须注重其作品的艺术性，而不能仅仅考虑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此外，汉朝尊崇儒道，注重仁义、礼节，这一点从作品中也能体现出来。作品以楚太子有病，而吴客探病为线索而展开，这就形成了一主一仆的关系。客方通过对天下致美的事物的极尽描绘，目的就是要主方开心，从而摆脱病魔，在语言上，“不欲问之乎”“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能强起尝之乎”等等，客方展现出一种非常低的姿态，同时这也体现出了为君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而为臣的就应该遵从臣道，不能对君有丝毫的不敬。在文外，枚乘和梁孝王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就注定了《七发》即使是一封劝谏的谏书也不能像战国时期的论辩文那样激切、有力，观点明确，一针见血。从梁孝王的文学素养和他与枚乘之间的君臣关系来说，即使是一封谏书，它也必定是艺术的，隐喻的。另外，《史记梁孝王世家》 14云：“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从军需储备上说，梁孝王处亦存在着作乱的隐患，但因其并未有所表现，所以枚乘必须采取一种较为委婉柔和的表达方式，也正因为这样，在《七发》当中隐设着道家无欲无为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孝王安守臣道，这也是与其时代相适应的。

二、《七发》的文学价值

        《七发》这篇作品皆在劝谏，主旨在于戒膏粱之子，但是，它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成就上。

       《七发》描写内容的方式正式向体物大赋转化，在描写事物上充分发挥了夸张和想象的艺术功能，开始调用各类大量词汇充分描写事物，辞采华丽，洋洋洒洒，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一点在其后的散体大赋和拟作中发挥的更为充分。它既继承发展了骚体赋的写作手法和特征，又为其后散体大赋的发展作了很好的开端，体现了它的过渡性。首先，它对于骚体赋体现出了它与时代的适应性，骚体赋多是一些抑郁不得志遭贬谪之人所作由于作者本人哀于时命，对时世不满，所以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发愤抒情，其语言多体现抑郁不平之气和感情激越的特点，但是受时代特征，作者所处地位和写作目的等的影响，这一特征已不再是作者们所要表现的重点，在这一点上《七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它摆脱了骚体赋发愤抒情的特征。首先是在写作内容和目的上的改变，《七发》的创作是为了劝谏君主戒除奢华生活，而枚乘受其所处地位和劝谏对象的影响，已经不能再用那种感情激切的表达方式；其次，在语言上必须适合其内容上的改变，也不能在采用那种感情激切的语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已基本摆脱了骚体赋句中或句尾用“兮”字的特点，作者在抒发自己的观点的时候采用了一种较低的姿态，感情较为平和，不用“兮”字，这样便使其语言不在像骚体赋那样抑扬顿挫，迭宕起伏，感情总保持着很高涨的姿态；而在对事物进行描写时，如对观涛的描写又偶尔采用这种写作手法，以壮其物，从这一点说《七发》的表现手法比骚体赋更适合时代的发展。其次，《七发》的形成对散体大赋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七发》当中对音乐、饮食、车马、宫馆宴游、校猎、观涛的铺陈描写体现了对审美的追求，更多的是引起了人们的审美快感，这使得其后的赋作在描写事物的技巧和辞藻的运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文学语言。

        主客对答体配合其写作内容的使用，创造了一个引导启发的结构模式。《七发》当中设计了以楚太子有病，吴客探病为线索出于主仆关系的影响。语言上必须采取一种较低的姿态，以说话解闷的形式使楚太子心情愉悦，而吴客并不是一味地说，而是注意主公的态变，对于主公不敢兴趣的话题则及时止住以换其他话题，对其感兴趣的话题则极尽描写以使楚太子精神振奋。就这样逐渐的把楚太子由宫廷生活引向大自然，最后引出要言妙道，这种主客对话体的使用在之前赋作中就有体现，最早见于庄子的《赋篇》，但是枚乘通过这种对话体所营造的引导启发的结构模式却是独特的。

       此外，《七发》是一封谏书，从逻辑结构上说，它具有战国时期论辩文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它不同于论辩文那样，抓住自己的观点旁征傅引地加以论证，而是通过引导启发的方式，引出自己的观点，使对方接受，这同样是受其所处的时代劝谏的对象等的影响的。

        正是出于《七发》伟大的艺术成就，其后的拟作层出不穷，以至于字成一体，后人谓之为“七”体，但因为其后的作者多用心于修饰辞藻上，所以多了无新意、无法超越，这也就使得《七发》傲视群芳。

注释：

《史记·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撰　曹相成注译　第２２４９页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５９页

《史记·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撰　曹相成注译　第２２５７页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６４页

《史记·梁孝王世家》　司马迁撰　张会恩注　第１５６４页

《史记·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撰　曹相成注译　第２２５０页

《史记·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撰　曹相成注译　第２２５６页

《＜七发＞与枚乘生来新探》　赵逵夫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１９９０年０１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５９页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６２页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６３页

《史记·梁孝王世家》　司马迁撰　张会恩注　第１５６４页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第２３６４页

《＜七发＞与枚乘生来新探》　赵逵夫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１９９０年０１

《史记·梁孝王世家》　司马迁撰　张会恩注　第１５６４页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主编：王长华、杨栋、吴广义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6月

《汉书·贾邹枚路传》　班固撰　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出版　第八册　传二　

《《史记·梁孝王世家》　司马迁撰　张会恩注》

《史记·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撰　曹相成注译　

《＜七发＞与枚乘生来新探》　赵逵夫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１９９０年０１

《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　路成文　《文史知识》　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徐明　《天府新论》１９９７年０３

《论汉赋的思想价值与汉乐府发歌比较研究》　章沧授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１９９５年０６

《论汉赋结构》　郜积意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１９９７年０４

《中国古代文学·上》　郭兴良、周建忠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