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特写 诗圣仁心 

——读杜甫《兵车行》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素”的家庭，怀有“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仁爱之心和救国之志，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成为具有儒家仁爱精神的“诗圣”。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卷。有《杜工部集》。

二

《兵车行》一诗，是杜甫天宝年间困顿于长安时所作。

杜甫为什么创作《兵车行》呢？

    钱谦益在《钱注杜诗》里引用了《资治通鉴》记天宝十载四月的历史资料作了说明：“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但是也有人认为：“昔文王殡枯骨，当世归其仁；今玄宗屡与吐蕃战于青海，兵败死者不夏收藏，使新旧之鬼，或冤或哭，无所依归。”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连连发兵，据《旧唐书》记载：“开元十五年制，以吐蕃为边害，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挑防秋。”当时征兵惨况，于其中可见一斑。

对于杜甫所写的“点行”（征兵）涉及的历史的两种论点：防御吐蕃，侵略南诏。

唐朝对吐蕃采取拒击的战争是必要，特别正当吐蕃尚在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之际，其至有时采取掠夺财物为生之时，又值吐蕃王朝强盛之际，唐朝不但因其侵逼丧失了许多藩属，而且不少直辖州郡也常受其骚扰，如果不北面面防河，西面营田，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则西戎外甥之国，早巳传箭青海，取道河湟，而直驱京畿了。

唐朝的拓边侵略战争则是非正义的战争，特别是天宝年间唐朝对南诏的用兵，不但对南诏进行不义战争，使南诏人民和政府遭受不应有的痛苦与损失，就是对唐朝统治者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是巨大的破坏。天宝十载，还有高仙芝击大食国，深入七百余里，与战，大败，士卒死亡略尽的事；也还有安禄山讨契丹，大败，独与部下二十骑遁归的事，直到天宝十一年，即杜甫作《兵车行》的这一年三月，尚有安禄山再击契丹，“欲以雪去秋之耻”的事。

在鲜于仲通攻南诏，高仙芝击大食，安禄山讨契丹俱遭失败时，这种为了补充兵员以致分道捕人、押送军所的事已成为惯例。

唐朝廷的用兵主要有靖边、拓边两大目的，也有协助邻国靖边的。从杜甫的《兵车行》里，透露出这次的征兵属于拓边战争（“武皇开边意未已”），似乎是指对南诏的战争。但是，“役夫”也提到“北防河”、“西营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又好象是对吐蕃的反击战。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要反映的现实，并没有停留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上，而是概括了当时唐王朝对外不断用兵的普遍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战争就不是关键，杜甫所要表达的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是正义战争，人民也不能承担如此家破人亡，田地荒芜的灾难。

 最早提出杜诗为“诗史”的是唐代的孟棨，他在《本事诗》中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来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在列传第一百二十六的《杜甫传》末尾有一段赞语，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杜甫的诗歌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他反映的许多问题不但在历史资料里可以找到现实根据，而且，他的诗篇里还有正史不载而又实际存在的事件，他的诗歌既可以“证史”，还可以“补遗”，弥补正史的不足。

我认为：诗圣的诗史从新闻学的角度看待，就是新闻作品，而《兵车行》就是一篇新闻特写，符合真实性、新鲜性、评论性。

新闻特写是截取新闻事实的横断面，即抓住富有典型意义的某个空间和时间，通过一个片断、一个场面、一个镜头，对事件、人物、景物做出形象化报道的一种新闻体裁。
    特写的特点除了新闻普遍具有的真实性、新鲜性之外，还有如下特点：内容集中在一点，着力描写细节；现场感强烈，注重记者的直观反映；有较强烈的文学色彩，形象化地刻画人物或事物，可以有记者基于事实的评论。

杜甫的《兵车行》就是诗歌形式的新闻特写。

第一段，生离死别的远戍送行图。

杜甫首先报道了他的新闻现场目击实况——

兵车隆隆，战马萧萧，穷苦百姓，换上戎装，佩上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阵地。他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跟着队伍送行，路上挤满了人和车马，扬起的尘土把咸阳桥都遮得看不见了。送行的亲人拉住了士兵的衣服，捶胸顿足，拦在路上放声大哭，哭声震天，直冲云霄。一个家庭支柱，一个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舍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能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的“走”字，寄寓了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再加上“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李自《古风》四十六)，生离即是死别。

诗人一连密集了牵、顿、拉、哭四个特写动作，把生离死别时的眷恋、悲怆、绝望和哀恸写得淋漓尽致，给读者以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段，人贱田荒的战争灾难图。

    接着，诗人进行了对新闻现场当事人的采访。

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而且，“记者的舌头是缩在后面的”，他让新闻人物出场说话。

他的采访对象说“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行人”终生行役的白头戍边的悲惨历程是活着的士兵的典型经历。诗人突出了一个“贱”字——“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刻画的就是生民如犬如鸡的生活状态，表现了杜甫从先秦诸子那里继承的民本思想。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千村万落，田园荒芜，荆棘丛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第三段，重女轻男的人间地狱图。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前人评曰：“役夫申恨之词，意苦而声自促”。

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昔文王殡枯骨，当世归其仁；今玄宗屡与吐蕃战于青海，兵败死者不夏收藏，使新旧之鬼，或冤或哭，无所依归。其视文王之仁为何如哉?鬼神依人而作，有所主则有所归，故不为病。葬者藏也。谓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旧言之，则知战斗相仍，死者相继踵也。(《分类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四)

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三

寓情于事。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前后呼应。

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前有“开边未已”，后应之以“关西之卒未休”；前有村落荆棘丛生，后应之以租税何出，前有爷娘妻子送别，后应之以生男不如生女，前有拦道哭声，后应之以鬼哭青海……所以，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看，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

过渡自然。

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语言通俗。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