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叙事与乡土中国的精神突围

——评沈洋《易地记》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沈洋的中篇小说《易地记》以“易地扶贫搬迁”为切口，将国家政策与个体命运、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交织成一部充满张力的现实寓言。作品通过基层扶贫干部赵姑妈与村民李有光、希希等人的互动，展现了脱贫攻坚战中“共情”的力量，既是对政策执行中人性温度的深刻诠释，也是对乡土中国精神困境的犀利剖解。

一、“共情”叙事：政策落地的人性支点

《易地记》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跳出了扶贫题材常见的“政策图解”模式，转而以“共情”为叙事内核，构建起政策与人心之间的桥梁。赵姑妈这一角色正是“共情”的化身：她收养弃婴肖洁的往事、为李有光打扫新居的细节、对留守儿童希希的关怀，无不昭示着扶贫工作从“物质帮扶”向“精神疗愈”的深层转向。小说中，赵姑妈面对李有光的辱骂时，未以权力压制，而是以“打扫卫生”这一极具象征性的行动回应——擦去污垢的同时，也在擦拭一个破碎灵魂的蒙尘。这种“以柔克刚”的叙事策略，揭示了扶贫的本质并非单向度的给予，而是建立在理解与尊重之上的双向救赎。

二、乡土中国的双重困境：肉身迁徙与精神滞重

李有光的形象承载着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他酗酒、闹事、抗拒搬迁，既是肉身伤残（打工致残）的受害者，更是精神失根（故土剥离）的代言人。他的“三子”顺口溜——“为了城头人住上新房子，自己整成了龟儿子，没有谁能管老子”——以民间语言的戏谑与悲凉，道出了边缘群体的身份焦虑。搬迁至“幸福居”的村民不会使用电梯、怀念菜园里的葱蒜等细节，暴露出城市化进程对乡土生活逻辑的粗暴切割。沈洋并未将这种冲突简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李有光醉酒后蜷缩在墙角的荒诞场景，隐喻了现代化浪潮中“无根者”的生存困境：他们既是政策的受益者，又是文化断裂的承受者。

三、赵姑妈：母性伦理与基层治理的复调书写

赵姑妈的形象打破了“铁娘子”式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她的“放不下”既是工作职责，更源于母性本能：收养肖洁、照料希希三姐弟、为村民操办留守儿童家园，这些行为构成了一条隐秘的情感链条。小说巧妙地将“扶贫”与“抚孤”并置，让政策执行与个体救赎互为镜像。当赵姑妈在脏乱的新居中躬身打扫时，她的角色已超越“干部”身份，成为连接破碎家庭的精神纽带。这种“母性治理”的叙事设计，既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长老政治”的现代转译，也暗示了基层治理中情感劳动的不可或缺性。

四、方言叙事与黑色幽默：现实主义的在地化表达

沈洋对方言和民间语言的运用，为小说注入了浓烈的在地性。“搓球”“龟儿子”等俚语的穿插，不仅还原了滇东北地域的文化肌理，更以粗粝的语言质感解构了扶贫叙事的宏大性。李有光大闹培训会的场景极具黑色幽默：他高举酒瓶的“王者归来”与踉跄跌倒的狼狈形成荒诞对比，围观群众的哄笑与麻木则构成一幅苦涩的众生相。这种笑中带泪的笔法，既避免了题材的沉重感，又以反讽姿态揭示了形式主义扶贫的虚妄——当“如何坐电梯”成为培训内容时，政策与民生的错位已然显露。

五、局限与超越：未完成的“幸福”寓言

小说的留白之处恰是其深刻所在。李有光们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幸福居”，但“站着坐着都要钱”的叹息、对菜园葱蒜的怀念，暗示物质脱贫与精神安顿之间的鸿沟尚未弥合。赵姑妈家中“荒了的田”与“肥了的地”的对照，更是对基层干部牺牲私人生活的微妙诘问。这种未竟的“幸福”寓言，恰恰赋予文本以开放的阐释空间：脱贫攻坚的终点不是搬迁的完成，而是如何让漂泊者重建生命的支点。

结语：作为方法的“易地”

《易地记》的文学价值，在于它将“易地”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化隐喻。沈洋以冷峻而温情的笔触证明：扶贫不仅是空间的迁徙，更是心灵的跋涉；政策的落地不仅需要制度的刚性，更需要共情的柔光。当赵姑妈们俯身捡起垃圾时，他们捡拾的不仅是物理的污垢，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碎片。这部作品为新时代乡土叙事提供了重要启示：唯有在政策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中寻得平衡，才能书写出属于中国的“幸福居”史诗。

（本文为AI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