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二、三十年代。出生于古老北京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其作品多于自己的家庭背景为创作素材,以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地再现了旧时代女性生存,爱情,婚姻的悲哀,表现了旧社会女性卑微的人生地位、狭小的生存空间、软弱麻木,不知反抗的自我意识以及甘愿承受礼教束缚的悲剧。
《绣枕》,写的是一位待字闺中的大小姐怀着对爱情、婚姻的美好憧憬,顶着酷热,花了整整半年时间,精心绣制了一对漂亮的枕垫送给当时达官白总长,希望借此求得一段美好的因缘和幸福的人生,不料枕垫送到白总长家当晚就遭被无情践踏,被当作脚垫用,几经转折最后到了大小姐的女佣小妞手中的故事。区区2500字,却能够体现凌叔华的作品题材和叙事艺术特色以及写作主题,写出了待字闺中的女性纯真的感情被蹂躏,真纯的付出被践踏的悲凉。鲁迅对她的评价是:“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本文将从文本主题,叙事角度,人物形象,艺术手法三个方面对,《绣枕》进行解读,窥探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残害下女性命运的悲惨。
一、绣枕的悲凉隐喻
“绣枕”是贯穿文本前后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意象,作者借绣枕的命运来叙说人的命运,“绣枕传达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生活命运和历史轨迹”。[①]中国传统礼教中宣扬的女子应该遵守的“三从四德”中的“四德”之一就是“妇工”,即是指女子在刺绣等工艺方面的才能。刺绣作为古代女子呆在闺房里常作的一种活计,作为女子的代表最合适不过了。绣枕在这里是一个象征,绣垫的不幸遭遇,正是大小姐不幸命运的象征,也是无数旧时代婉顺少女不幸命运的象征。周作人曾经说过:“女人恋上一个男子就如刺绣一般。”刺绣,可谓是一针一线总关情,凌淑华以女子敏锐的视角选取了“绣枕”为表达载体,非常出色地做了女性命运的代言人,这是作品的成功之一
说到传统的古代中国女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深闺”,“庭院深深深几许”
旧式女子凭栏守候,秉烛刺绣的形象,让人看来,不禁生出几分悲凉。闺房那一小小的空间里,锁住的是纷繁复杂的女性世界。
深居闺中的大小姐为了绣出满意的枕垫,在父亲规定的时间里如期把靠垫送出去,在酷热的天气里日夜兼程,汗流浃背地绣着,小心翼翼,“光是那鸟冠子就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的色…那荷花上的嫩粉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大小姐的越在意,越细心,对后来枕垫的可怜遭遇就是越大的讽刺。枕垫绣好后,送给了白总长,“当晚却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可怜的大小姐倾情倾心绣的枕垫,竟然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读来真是可悲。她在绣枕身上寄托的是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小小的闺阁阻隔了她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无论是父亲的本意是靠绣枕来攀权贵还是只是为了给女儿找一个好归宿,小小的绣枕里面寄托的都是心灵手巧的女子的一个隐隐约约的梦,精美而隐秘。
我们不能否认,在大小姐的心中,对于婚姻,对爱情,都有着美好的憧憬,这种憧憬在凌淑华的笔下朦朦胧胧,玲珑细致。大小姐到了待嫁的年龄,她也有梦,有憧憬,有期待,她相信“红鸾星照命主”的宿命论,听了张妈的话后,她“脸上微微红晕起来”,只说了一句“张妈,少胡扯吧”,这红晕是羞涩更是欣喜,羞涩的神态既写出了大小姐的人物性格,又流露出她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绣枕被践踏,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梦的揉碎,字里行间的苍凉迎面而来。这鲜明的对比中,显现的是荒谬,是讽刺,是淡而细微的悲哀。凌淑华不像张爱玲那样,犀利冷酷地写出女性命运的苍凉,她以对封建文化的反省和审视著称,但在《绣枕》中,并没有明显的控诉和反抗的痕迹,而是一种细腻的精致的伤感贯穿其中。“凌淑华把一个荒诞而苦涩的主题冷静含蓄地叙述出来,显地举重若轻。”[②]
作品的结尾:小妞见小姐默默无言,只管看那枕头顶,便说:“大小姐也喜欢它不是?这样针线活,真爱死人呢。明儿也照样绣一对不好吗?”大小姐方佛没有听见小妞问的是什么“只能摇摇头算答复了”。是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女性命运的尴尬,女性面临的困境,女子的希望破灭的辛酸和苍凉都已经融合在那“摇头”之中了。生在那样的社会,生在那样的家庭,做为女子的她,哪还有说话的权利,她还能说什么呢?这摇头包含着她无穷无尽的辛酸,委屈,失望,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她都无可奈何。
纵观整部作品,了了两千多字,却道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对女子的迫害,女性地位卑微,被随意践踏的命运跃然纸上,读来实在可悲,“有一群几乎被弑父时代所忘却的旧式少女”,她们丝毫未受新文化的影响,一直生活在封闭的闺阁中。在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她们被遗忘在角落里,无人问津,孤独,寂寞!愤恨。“老天爷啊,你可怜可怜女人罢”,这应该是历史的呼声罢。
二、对比中尽现凄凉
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善于在通过对比来突出文本叙事的悲剧性色彩。
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对比。《绣枕》中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大小姐,张妈,小妞,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小姐和小妞。大小姐,身份娇贵,美丽温柔,举止规范文雅、性情温婉,精于刺绣,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礼教特色的大家闺秀。小妞,一个下人的女儿,出身奴仆之家,命运一开始就赋以她卑贱的地位,然而我们却能从她身上看到生命张扬的活力。尽管她穿着的是一身的蓝布裤褂,满脸大汗,两排黄版牙,但全身上下却焕发着生机。大小姐得呆在深闺里,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受尽传统礼教的束缚安静得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死寂沉沉;而小妞虽没有高贵的地位,没有漂亮的衣服,她拥有的却是自由,她可以随随便便就进城去,可以跑进跑出。主仆二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比较:一个穿白细布夏褂,一个穿蓝布裤褂和;一个很爱干净,一个全身脏兮兮的;一个足不出户,待字闺中,严守三从四德的教条,一个进出自由,跑上跑下,尽现孩童的自然天性,一静一动,一活一死;一个如画中女子,沉默无言的,一个像林间的小鸟,自由自在,满怀喜悦......作者巧妙地设计了小妞这个人物形象,艺术性地在对比中反衬大小姐这一大家闺秀的悲哀。
其次是大小姐的精心刺绣与他人的任意践踏之间的对比。大小姐视这个枕垫为至宝,为如期送出去,娇生惯养的她,不惜忍受酷夏的艰苦,一针一针地为别人刺绣,光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鸟冠拆了三次,荷叶用了十二色绿线,绣出来的枕垫,用原文的话说,简直“爱死人了”。然而这么漂亮的绣枕遭遇的命运是被吐脏,被践踏。前后两种对待枕垫的态度天壤之别,互成讽刺。前者在精心构筑因缘的楼阁,后者则是在摧毁这座阁楼,这样的对比之下,小说的悲剧色彩就更显浓重了。
还有一点就是小妞对绣枕的前后两种距离的对比。当大小姐还没绣好枕垫时,这枕垫的美就已经扬名家中上上下下了,十三岁的小妞当然也想目睹一想这据说是绣的极好的枕垫。但是大小姐嫌她脏,怕她弄脏了枕垫,不让小妞靠近。两年后,枕垫几经转折,从大小姐手中到了白总长家,然后到了王二嫂手里,最后竟然到了小妞手中,枕垫的地位越来越低下,暗示了人物命运的日渐苍凉。大小姐之前不允许小妞碰她的枕垫,没想到枕垫后来竟成了小妞的所有物。小妞之前对枕垫是多么向往啊,现在她竟然拥有了它,这种对比除了增加小说的戏剧性以外更加强了对人物命运悲剧性不可扭转的说明。
三 、细节描写中涂抹悲剧色彩
凌淑华自己本身是一位出身于仕宦诗书之家的大家闺秀,自幼过的是旧式的家庭生活,接受的是传统的文化艺术熏陶。她以女性独特的感触和细致的笔法,在《绣枕》中,抓住环境事物色彩,人物情态,心理,等方面的细节进行刻画描写,有力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色彩。
第一是色彩的描写。通过文本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文中出现了大量表示色彩的词语。例如
“ 黑青云霞缎”“ 鸟的红嘴”“ 翠鸟”“
石绿的线”“
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等词语,极力描写了枕垫的斑斓漂亮,这些缤纷是的色彩,与小说主题的灰色悲剧色彩形成了反衬的作用。
第二,环境的描写。
小说开头就用“小巴狗只有躺在桌底伸出舌头喘气的份儿,苍蝇热昏昏的满玻璃窗上打转
”的环境描写来体现夏日的酷热,从而突出大小姐的倾心付出。“只听见绣花针噗噗的一上一下穿缎子的声音和那扇子扶扶轻微的风响
“,这一句以动写静,写出大小姐刺绣时的全神贯注。
第三,心理的描写。“她的脸上微微红晕起来”
“
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
“她听到常常自己红着脸微笑”这些描写写出了,闺中女子对于爱情,对婚姻的美好憧憬
,心理的羞涩通过脸上的红晕流露了出来。
然而,这样一些美好的梦想却同样反衬了后来结局的悲剧性色彩。
总体上来说,凌淑华成功地塑造了大小姐这样一个深闺女性形象,以“绣枕”为意象,含蓄隐约地写出了女子对婚姻、爱情,对自身肯定的微妙的心理,表现出生活在幽深的闺房里旧式女子在特定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命运的苍凉与生存的困惑。深闺怎堪浮世苍凉?《绣枕》带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感慨,淡淡的哀伤。
[①]
张薇《菲勒斯中心话语——张爱玲与中国女性漫谈》
[②]
朱美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凌淑华小说<绣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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