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民生思想及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白居易“民生”思想的来源和价值，并从其“兼济”和“独善”的思想立场，以及儒道释兼备的思想来源等方面，来论证白居易“民生”思想的根本价值，即在于他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尊严的尊重和探寻，其主体生命意识的彰显。并从他的讽喻诗写作的题材、语言、体裁、美学思想等角度来分析其民生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民生　主体性　生命意识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华文明也是以诗文化为核心精神的。诗歌最为鼎盛的时期，则首推唐代。唐代诗人的代表，主要是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以及晚唐的李商隐。这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风格，无论在当时，或者其后，虽然都有很多人学习他们的写作，但都难以望其项背。他们既是时代精神的最好代言人，也是个体生命意识的最佳体现者。而白居易，最为突出的地方，也许就是，他鲜明的生命本体意识，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视，归结起来，也可以称之为“民生”思想。这里所指称的“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有其独特的含义：一，在个体的层面上，具备强烈的主体意识，以个体自我为中心，而非简单的集体主义或者人身依附。二，在家和阶级的层面上，积极维护自己所从属的集团的利益。三，在国家的层面上，不仅仅是“忠君”，而将目光拓宽到整个社会的整体立场里。除此之外，对于白居易来说，还有如下的意义，那就是，重视民间的疾苦，重农轻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价值的推崇。

通常来说，对于白居易的思想，被总结成融通儒道释三家，同时注重“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而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早年，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提出过很多经国治世的方针；而到了中晚年，则比较“独善其身”，远离纷争，修身养性。这种提法，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白居易的一生经历坎坷，再加上人的年龄增长，人生阅历对于人的影响，其生命意识自然会有所改变。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的：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朴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白居易：《卷四十五.书序.与元九书》

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的是，白居易一生尊奉的信条，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白居易并非真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相反，在其早年人生比较困顿的时期，他是非常能够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表现出兼济天下的勇气；而到了中晚年，特别是屡次遭到政敌的打击，以及亲朋好友纷纷英年早逝之后，虽然职位有所提升，仕途开始发达，却越来越趋于独善其身了。这乍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如果加以深究，就不难发现，白居易的一生，虽然随着生活经历，而思想意识相应改变，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着其一贯性的。而且，独善和兼济之间，也并不是不能调和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独善的目的是为了兼济，同时，兼济也是独善的基础。两者统一于对于“道”的寻求上。这也是他说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宏旨所在。他所遵守的是生命的终极价值“道”，也就是生命本身所具备的意义；他写作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是为了阐明“道”，也就是生活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他“民生”思想的本意所在。因此，不应该简单割裂白居易生命不同阶段的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更不应该将兼济和独善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把白居易归结到言行不一的行列里。事实上，白居易，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所采用的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处世的策略，并不代表思想的内在本质。至于白居易，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晚年退居之后，耽于享乐的生涯，则和他一直以来对于个体生命的安适和享乐的认同分不开，这在其一生当中，都有体现，只是晚年时期，有了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来满足自我而已。

而就白居易的思想历程来说，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标志则可以从他对于儒道释等不同宗教的信仰的变迁上体现出来。日本研究白居易专家花房英树如此评价他：

在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唐代，白氏活到了七十五岁。正如他自称“五朝臣”那样，他侍奉过五代皇帝。在其漫长的生涯里，无论是遇到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沧桑变化，他都渡过来了。伴随时代的推移与境遇的变迁，他的思想经历也伴随着年龄不断转变重点。（1）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明经世家，其父辈都是应明经科的小官僚。那么，对于白居易来说，其最初的思想，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家学渊源的影响。因此，早年的白居易，是以儒家的经学为主的，只是为了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中下层官僚家庭的地位，就必须通过进士科而直接进入到上层社会里去。白居易早年，也正是如此的，他努力求学，发奋学习儒家的经典，就是为了能够高中进士。而中年时期，退居渭村的白居易，真正开始逐渐转向道教；尤其是在其因为与“名教”有违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更让他倾向于道教了。顺天应命，清净无为，甚至寻求长生不老之道，是他这个时期的主题。到了晚年，他又转向了佛教，甚至是一心向佛，经常持斋夜坐，自称居士。虽然，白居易很早就对于儒道释三者有所涉及，思想里在不同时期受到的影响因素还是不一样的。但从根本来说，他一直也没有把它们完全分开，在他看来，儒道释三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在《三教论衡》里指出：“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共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而在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白居易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其根基源于自身，也就是，把个人的本位放在第一性上，把生命意识当成根本，也就是“民生”意识的另一重体现；不拘泥于某种既定的思想体系里，而是随着生命境遇的变化去调整自身的立场，灵活地应对不同的生活处境。

对于一个人的写作来说，主要还是他思想意识的体现。白居易对于自己的写作，非常重视，而且还有着很强的编辑意识和文体意识。对于其诗歌作品的编订和保存，他都费了很大的功夫。他还在《与元九书》里就自己的诗歌作品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总结：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

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这种分法，本身就没有尊奉统一的标准，前三类是以思想内容为依据的，而后面则是以文体形式为标准的；而且，就前三类，也很难加以完全的区分。但整体说来，白居易的作品，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为“讽喻诗”和“闲适诗”更为贴切一些，“感伤诗”也大体可以纳入到两者之内。就文体的形式来说，可以分为“杂律诗”和新题“乐府诗”，或者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如今看来，更为贴切一些。白居易的民生思想，直接影响了他诗歌写作的语言、形式、题材内容和美学思想。

在其众多的诗歌作品里，白居易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讽喻诗，因为，这些作品，是他兼济天下抱负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民生思想的最佳代表。下面我们就白居易的讽喻诗的写作来谈谈白居易的民生思想对于其诗歌写作的影响。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集中在其早期的写作里，如《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集子里，这些作品包括了《卖炭翁》、《轻肥》、《观刈麦》、《红线毯》、《秦吉了》、《杂兴三首》、《上阳白发人》、《议婚》、《新丰折臂翁》、《道州民》等流传颇广，几至家喻户晓的作品。它们涉及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有人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类：

根据诗歌题材和内容，可以将讽喻诗分为五种：一、反映劳动人民无尽痛苦和灾难的生活，揭露、痛斥统治阶级横征暴敛，骄横残酷、荒淫奢侈；二、讽刺、规劝皇帝及上层统治阶级；三、反映妇女和封建婚姻问题；四、反映边疆及战争问题；五、表达志向抱负及对朋友的勉励等。（2）

这里，主要表达的主题是，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悲惨的现实处境的关切；对于凋敝的社会经济状况，腐败的政治现实的担忧；对于频仍的战乱对于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的指责；对于妇女、囚犯等下层人民的出自于人道主义的关怀等等。白居易的这些思想立场，也和其自身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尚在，但是已有所减弱。就连白居易自己，也不免要在自述世系时，勉强地将自己和著名的大姓楚公族白胜附会起来。而事实上是，白居易并非出自世家子弟，而是后起的地主阶层，并且是中小地主家庭。或者说是“中人”与“寒士”。这种出身，直接影响了他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就像谢思炜指出的那样：

　　由白居易的这种自劝可以看出，像他这样出身“中人”的寒士道德责任感比较强烈，更为向往清明政治，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更为厌恶。（3）

他还进一步指出，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其出身之间关系的具体表现，如对于赋税等问题的特殊关注，就反映了白居易本人对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而不单纯是对于民生疾苦的一般层次上的同情。还有，就是白居易对于工商阶层的本能厌恶，鄙视一切与农工相违的其它活动，他的农民意识是很鲜明的，但却并不对当时最为严重的和农民利益最为密切的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出应有的关注和反对。这也是因为，白居易自身就也是进行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实施者。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将白居易的忧国忧民和其自身的利益立场区分开，事实上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身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他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证明了他自身的“民生”立场的根基，是在于他个人的生命意识和个人的利益，然后才推及他周围的人群，最终才进入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白居易还曾经两度由民为官，再由官为民，真实体验过作为普通百姓所经历的乱世的折磨和苦痛，也对于他表达广大农民的心声带来了切实的生命体验。他自己曾经做过催缴税赋的小官吏，也曾经夜晚被官人催租，所以，在后来做河南尹时，就非常重视在催收税赋时，使用怀柔的方式。比如他的这首《纳粟》，就是他作为农民被追缴官税后所做的思考的表述：

 纳粟

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
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
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
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