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作家。1958年8月出生，河南嵩县人。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情感狱》等5部，小说集有《和平寓言》、《朝着东南走》、《黄金洞》、《年月日》、《把耧天歌》等10余部及《阎连科文集》五卷。其小说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其他小说奖20余次。

阎连科：作品要经得起折腾

　　近年来，阎连科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凤凰卫视将阎连科评为“风范大国民”。而阎连科的小说被作家李洱称为“吊睛白额锦毛大虫”。这只老虎特立独行，悲愤而又绝望，濒临灭绝，但“它要吃人，而且不吐骨头。”

　　我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绝望

　　记：你的小说，长篇也好，短篇也好，无论是写军旅生活还是农村，往往都有非常极端的矛盾冲突。是不是可以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比较悲观一些？

　　阎：我想每个作家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是很温情的、很抒情很斯文的，有的是比较灰暗绝望的。实事求是地讲，大家在一起谈笑可以，但我对世界的看法的确是比较绝望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那种很灰暗、很奸诈、尔虞我诈，至少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再比如人与金钱的关系。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多么渺小的人，都逃不过这么一个劫难。你看那些高官，他们为什么过不了这一关？那些普通百姓，很善良，也很卑微，他们也过不了这一关。我觉得在金钱面前，人性是一样的。

　　再说作家，也是这样。一个作家，只要写好你的作品就行了。说起来容易，可是只要给他一点点权力，他就会放弃写作，去追求权力。包括我在内，你今天没有权力，也可以靠写作活着，但一旦碰见金钱权力，也过不了这一关。

　　记：也许阎先生对世界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但是那些美好的事物也是很真实的。

　　阎：我承认世界上是有美好的东西。人们生活在一起，美好的事物是有的。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像我阎连科那样认识世界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缺少关心世俗生活的作家，可能是缺乏另一类作家。比如对人性深刻地探讨，对社会敢于表达不同的见解，对我们的历史敢于重新去回顾、去反思。说白了，真正敢于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

在文学上我不低头也不弯腰

　　记：你也承认，你的作品对你本人是一种伤害。也有可能，你的作品会对读者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冒犯。

　　阎：不会。只要一个读者被这样的小说吸引了，读下去了，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营养，不存在冒犯。

　　记：你理想中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阎：虽然我表达了对人的痛惜，但我认为这些不是我考虑的。我考虑的是在人们中间我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别人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我在做人上做得好一些，用我经常跟人说的笑话那样：“得了颈椎病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低头。”而且我腰椎也不好，不能弯腰。我的身体不允许我那样子。在文学上，我也要这样去做，不低头，不弯腰。

　　记：作家也是普通人，无论情感还是思想也都是需要找出口的。那么你怎么处理呢？

阎：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我的出口。不管怎么样，你写了一个小说，你的情绪会相对平和一点。

　　记：我记得王安忆曾经评价你的小说，说很多作家的技巧是没话说的，但是情感上却不充沛，而你的小说在这方面很好。从你的角度看她的评价准确吗？

　　阎：其实国内写小说写得好的还很多。王安忆的《长恨歌》就非常好，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非常好，都很触动我。我觉得好的小说有的是人物塑造得好，有的是故事讲得精彩，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学要表达一种真挚的感情。可能我在写作中是真心的，这一点我是做到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处在比较好的时期。作家能够把握到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致脉络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得其所。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一直保持这种刺痛心灵的锐气。

　　记：就是说你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度。

　　阎：对。这是我最关心的。就是说，在我讲一个故事时，如何能够防止出现一种自我审查的心态，这个能写，那个不能写。我之前的写作，包括《丁庄梦》都是一种自我审查的结果。我要坚持几点，第一是不考虑出版的问题，第二是不考虑读者的问题。说开了，就是一切按照我的真实想法表达。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有些妥协，也有些顾忌，但绝对不能超出我的良知范围。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不可能完全做到没有限制地写作。谁不需要妥协？关键是不能超过那个良知的度。
来自土地的东西最有生命力　

　　记：在你的写作中，什么对你的影响最大？

　　阎：每个阶段不一样。在这几年，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民间故事。

　　记：为什么是民间故事呢？

　　阎：我给你讲个事情吧。去年的四月份，我有一个八十岁的大伯去世了，我回老家奔丧。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奇异的事情，诡异得超过人的想象。我这个大伯有个孩子，20年前就死了。这次我大伯去世，家里人就要把他的儿子从坟里迁出来，迁去和大伯一起葬进祖坟。为此按我们河南的习惯，要给这个死了的孩子配阴婚。就跟当地的一个溺死了的女孩子配了婚。按照习俗，这毕竟是一个喜事。四月份，一场鹅毛大雪，那应该是河南当年最后一场大雪。这倒没什么，六月份也可能下雪的。奇怪的是，大雪铺天盖地，忽然飞来了无数的黄色的小蝴蝶，落在我大伯的棺木上。在起我大伯的儿子的棺木时，也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些奇异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可能胜过读十本好书。听是没用的，轻易就可以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可是一旦你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你会对小说的真实产生一种探讨的想法。我们所说的小说的真实，可能在现实之中，也可能不在现实之中。

　　我更坚信，来自土地的东西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关键在于，这个故事，这个土地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在河南老家生活过，我的亲友们现在还在那里生活，我想我的写作是有根的。我会在这条路上，不管任何人的批评，一直走下去。

　　记：现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作家曾经创作出了相当有分量的，甚至是极高水平的小说，为什么在几年后或者十年后，会写出质量很不尽如人意，乃至让人大失所望的作品。

　　阎：每个好作家的作品都不会部部完美，必然也会有失败之作或失败之处。我觉得看一个作家不要看一部作品，应该看他稍长时期的作品。

　　一个写了失败之作的作家会好好总结，意识得到自己失败在哪里。真正一部好的作品是经得住冷落，也经得起炒作的。一部作品写得好，媒体怎么帮忙都不过分。但一部作品不好，不是媒体炒作过度，而是它本身经不起炒作。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经得起各种折腾。文/特约记者西闪

手记

“比金庸好，比老舍差”

　　和阎连科联系上不容易，可是一旦通上了话，他倒很爽快。电话那头，他用一口浓重的河南话跟我说：“哎呀，今天不行，我得去趟医院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颈椎病犯了，“头晕”。

　　第二天见面，我觉得阎连科挺健康的，虽然背好像有点弓，但身板很结实，脸色也不错。他解释说：“嗨，现在身子骨比起当兵那时候差远了。”

　　在谈论起创作时，阎连科说起了他的个人生活。他对于现实的困惑与某种天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似乎成为了他作品的鲜明特色。他谈到自己写作中的矛盾，也谈到河南老家人们的生存状况，还谈到了他在现实中与人的矛盾。他谈得很老实，很沉着。

　　他的儿子读了《受活》之后，给出的评价是“比金庸好，比老舍还差一点点。”他自己很认可儿子的评价，他说比老舍差一点点，那就是离老舍的水平不远了。像这么天真坦诚的话，恐怕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吧？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