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和权力不可兼得

——马基雅维利：道德是权利的工具

说真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孩子般的纯真；当看见皇帝抬头挺胸、趾高气扬走在仪仗队伍中间，众人兴高采烈、山呼万岁时，他失声地喊：皇帝光屁股！另一种是呆子般的愚实。参加友人孩子满月庆祝宴会，当别人在觥筹交错中吉言祝福时，他黑着脸榆木疙瘩一样兀自吃喝，宴会散时却慢吞吞吐出一言：这孩子将来会死的！

和多数人一样，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孩子的天真。尽管他撕碎了成人的怯懦、虚荣、愚昧，但是不经意的，信口无忌的，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只启发自嘲；对成人的“乌鸦嘴”，我却不由厌恶，虽然他道出的也是实情，但粉碎了人们共同虚构的美好，把丑恶的真实无情地剥给你看，令人寒心、丧气！冷静地想，后者更理性、深刻，因为显出多数人肤浅，便不为人所欢迎。

马基雅维利就是后者这样的人。他认定权力的本质是恶，毫无温情地指出，道德——当然包括美德——不过是权力的工具而已。因而断言，一个君王如果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并由此不无鼓励君王为了他的国家可以背信、不仁慈、不人道。

说实话，对他的观点我从感情上一万个反对，因为我觉得他的理论给暴政以理论支持，并且蛊惑君王为非作歹。但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表现看，马基雅维利无疑道出了我们都不愿意接受的真相。

大概马基雅维利自己也知道，他的观点为众多人所憎恶，因此说“我的用意是要给真能了解的人写些有用的东西”。尽管我们也期望权力为善，但“我们如何生活着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着，相去甚远”。尽管我们期望权力葆有美德，但“君王不可能遵守一切美德——人类的情况不允许这样办——他必须战战兢兢地规避那足以亡国的种种罪恶，同时要尽可能不犯那些虽不会使他亡国的种种坏事”。如此一来，如果时势不利的话，马基雅维利认为，君王就应该（事实也是多数君王会选择）不顾忌道德而使自己立于主动。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成大业的君王大都残暴、专断、失信，比如曹操“宁可让天下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比如秦皇汉武杀伐无度、苛政暴敛。看历史片，宫廷内血腥遍布、杀机四伏，哪有什么美德可言？权力的本性为恶，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败者寇。柔弱如李煜，只能在长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落为阶下囚。

我能理解并接受君王为时势所逼时的非道德，但时势所逼多在一时，非分分秒秒。常态下，君王为什么就不可以正直、不事机巧、不耍手段？马基雅维利是这样看待的：世界由庸众构成，人们对君王总是凭行为的结果来判断好坏的，无论何种手段，只要达到好的结果即会被称颂。今天看来，所有启动战争按 钮的君王都是不道德的，因为无疑会使众多无辜平民丧生，但胜利的一方都会觉得“这是正义的战争”并举国欢庆。那么，在金字塔尖的君王自然不会在时势所迫时才“不道德”，而会选择居安思危、分分秒秒把握主动。

最不能容忍的，马基雅维利鼓励君王要效法狮子和狐狸，做“既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能威慑豺狼的狮子”。如何做狮子，君王都深谙此道。因此马基雅维利又说：那些最能效法狐狸的人，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效法狐狸就是要出色地伪装，伪装自己具备所有美德，看上去仁慈、忠实、合乎人情、正直、虔诚，但不能果真具备这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对君王是有害的。伪装得越好，就越能得到更多的人拥护爱戴支持；但一旦时局有变，那就应该立即反其道而行之。尽管我们可以把马基雅维利骂得狗屎不如，甚至有可能的话，在满月的宴席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扔到垃圾堆，但是在现实的权力场，不正是他说的这等现象吗？

看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我满怀厌恶、义愤，又感冰冷、无奈。所幸我还看到他说：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方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用暴力。但他对如何用法律只字未提。无论如何，这让我感到一丝温暖。这就是说权力向善还是有一条逼仄的路径的：那就是法治。当法治在人性的照耀下日趋健全完善并为广泛遵守时，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和恶。这无疑漫长、艰难，但似乎别无它途，人类也确已在这条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而尽早地走上这条路并走得更好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让更多的“庸众”、“愚众”成为“智众”。

既然知道权力的本性，对那些热爱美德的人，不妨离权力远些；如果视明哲保身、独善其身为耻辱，那么介入权力场也会清醒许多，在权力向善的行为中也会智慧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