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虚拟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仅丰富了故事形态，也完善了故事内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便是把这种手法发展到极高的境界的典范。

《双灯》篇中，魏连旺是个二十来岁、家道中落的穷书生，与妻别的半年里在外卖酒，实堪艰辛和落寞。在他生活和心灵均匮乏的时候却有漂亮、富有的狐女主动投怀送抱，明知为狐，却也“心甚悦之”，二人（暂且把狐女也称之为“人”）彻夜欢愉，尽享“汉家温柔乡”。狐女夜来昼去，双灯道来，双灯引去，来无影去无踪。半年后，魏归家与妻聚，狐女选择了离开，“姻缘自有定数，何时说也”，明白而冷淡，而后消失在导向南山的双灯中。

正如其他篇章一样，《双灯》里的狐女对爱和性的追求都是主动积极的，来的时候迅速，离开的时候果断。两情相悦就结合，缘分尽失了就各奔东西，没有瓜葛，潇洒而自如，而“废学”后的魏连旺似乎只能被动接受。所有这一切完全违背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更进一步说，从传统的眼光来看，这属于“无稽之谈”，荒诞虚妄，子虚乌有。然而正是这样的叙事手法，故事不但引人入胜，还表达出了民众的某种心理。

分析《双灯》的故事虚拟性，我们不得不看看蒲松龄的“三苦”：他一生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为了温饱挖空心思；他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为了写《聊斋志异》，同样受了很多的苦。因此，他笔下的书生或多或少有他的影子，他们的失意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作者本人的。人在失意的时候总习惯于把心中的渴望寄托于某种幻想，以此来安抚心灵。而对年少的书生，这个幻想的对象首先就落在了美丽的女子身上。

在虚构的怪异世界里，狐女们温柔多情，天然丽质，聪明可爱，只一味的付出，很少要求回报。比之世俗世界里的尔虞我诈，她们重情重义，光彩照人。穷书生们对女性的爱和性的向往越是不可能，他们越是向往，所虚拟的世界也就越美丽，令人流连忘返。对世俗生活的绝望寄托给了幸福的爱情生活。

狐女别具风情，善解人意，体贴温存，她带给魏连旺的不仅是肌肤之亲，更重要的是她把快乐再次带给了魏，“赌藏枚”“通夕为乐”，生活的压力与现实的黑暗顷刻间消失殆尽。这种乌托邦的爱情给了魏慰藉，也暗合了他和其他读书人一样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理想。

很显然，以魏连旺的现实处境来看，狐女对他的那种只有给与没有所求的无私的爱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即便是丰衣足食，世俗里的爱情也是双向的，有所取的。对魏连旺来说，他穷困潦倒，精神靡靡，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给与另一个人更好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是弱势的一方，需要被人保护和安抚，只有在虚拟的叙事里，他所有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由此可见，虚拟的叙事使现实生活中失意的魏连旺心灵上得了到慰藉。他在自我构建的话语空间里根据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变形’的方式，‘无稽’的叙述”来“表达内心的渴望与诉求”，也是他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宣泄渠道。尽管狐女和魏连旺的身份、姿态以及他们的表现形态都与封建社会的“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正是在与正统强权思想的抗争中，作者才在虚拟的叙事里得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不得以的苦中与无奈。现实生活中，话语权可以被剥夺，但是想象的权力却无论如何也依附于主体的思想意识，这是一种“追求心灵自由的独特方式”，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控诉方式。

从《双灯》再次可以看出，叙事的虚拟不非全然的、简单的虚拟，它的背后总有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人物心理和各异的社会形态，是人们对现实不满的宣泄渠道。虚与实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了故事形式的多样性与思想内容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