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全区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我坐在发言席上，望着台下坐着的一大片青年作家很有感触地说，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那时候参加青创会，没这么多人。可以说，我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编辑老师不但要扶你上马，还要牵着马送你一程，而今，面对这么多的写作者，编辑老师不但用不着扶你上马，还要先看看你的骑术到底怎么样，然后才挑上一些好马练一练。

说到“扶我上马”这件事，我必须感念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恩师邓青。在1981年的夏天的伊敏河畔，自治区文联举办的第一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笔会，邓青老师曾经是《草原》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我们在这次会上相识。那时，我十七岁，连小说怎么写？小说和散文有什么区分不知道，就去参加笔会。在笔会上，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竟然还不少。有阿军、阿凤、阿黛秀、敖长福、安娜……他们都是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的人。后来都成为内蒙古文坛小有名气的作家。

邓青老师、孟和博彦、张志彤老师三个老作家面对这么多没有触碰过文学的人，仍然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们，耐心地说：没写过文章不要紧，你们先听一听老师们的课，然后再开始写写看。

听两次课，就能写作么？面对老师期待的目光，我们只有往前走，没有退路。还真别说，没过几天，大家纷纷交出作品。看来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只要施压，就能放射光芒的。有的人交上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写的是小说，老师看过后说，你这篇再好好改改，就是一篇不错的散文。有的作品老师看过后说，很有生活基础的小说，就是写得太短了。是啊，几天里，就能写出上万字的短篇小说，也不太可能，很多人写的只是千把字的小说。我呢？还是既不会写小说，也不会写散文，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讲民间故事，就权当作业交了上去。

老师们把参加笔会的人交上来的作品都看过后，做出另一个决定：从笔会产生的许多作品中，挑出有苗头、有潜力的作品，让作者留下来继续改稿。由笔会延伸一个改稿班，这个决定在笔会中掀起波澜，留下来的人，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受到老师的首肯，他（她）还有继续培养的前途。当老师宣布留下来的名单的时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人甚至找到老师们，一定要留下来继续培养。

我当然也不在留下来名单里，细心的邓青老师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交的作品是民间故事，不用修改。我当时听了邓老师的话，并没有感到安慰，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为什么我就不能写小说，或者散文呢？还是跟那些留下来的人有差距啊！

想想这些年，能够催我立志的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打击我。没能和阿凤、阿黛秀等人留下来改稿，对于我今后成为一个作家，是最好的激励。

那次改稿班，成绩不小，很多人的稿子在修改后，都能在内蒙古的顶级文学期刊发表了，那就是1981年《草原》文学第12期，这个一期三少民族文学专号，看似简单，是划时代的，标志着三少民族从此有了一批汉语文书面文字作家，对于三个十万以下人口较少民族，这样以作家群出现的方式，确是显露的头顶的山峰。邓老师也没对我食言，我在笔会上写的鄂温克族民间故事《蓝色的宝石》也同时发表了。

可以说，1981年三少民族文学笔会战果显著，内蒙古文联决定乘胜追击，次年6月，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刚刚开过，兴安岭还没披上绿装，自治区文联举办的第二期三少民族笔会，就在我的家乡阿里河召开了。

那一次张志彤老师、邓青老师、孟和博彦老师、还有包头的许琪老师都来了。笔会还是像过去一样，先讲课，后改稿子。这一次，邓青老师认真地跟我谈话，他诚恳地说，杜梅，你只有写小说才能在文学上有建树。

我当时听到“写小说”这三个字就觉得打怵。邓青老师又开始在我面前夸奖阿黛秀和阿凤，说他们的小说写得好。我一想起曾经他们几个人留下来改稿子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就激励起我的昂扬斗志：小说不就是人写出来的么？她们能写，我也一定能写。

也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我硬着头皮写出一篇叫做《绿的怀念》的小说。记得在写小说的时候，妈妈特别着急，很想能帮助我。我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就是不让她看。最后把二千多字的小说拿到邓青老师面前的时候，我连头都抬不起来。邓青老师在看我的稿子那半个小时，我的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心脏的速度超过了时间行进的速度，就会感觉时间过得超级缓慢。邓青老师看完稿子，摘下眼镜，态度温和，面容慈祥，他慢声细语、温和地说：嗯，写的不错。我知道，这句话，是鼓励我的。这句话即便是假的，依然对我很受用。邓老师又接着说：这篇稿子修改修改还是能发表的。于是，邓老师又戴上了眼镜，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认真地给我改稿子。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喘，只盼着时钟快一点旋转，让邓老师改稿子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时钟转得很慢很慢，差不多是一个下午的时间，邓老师一动没动，一句一句，一笔一笔地把我的所谓小说改好。可这一个下午我感觉的竟那么漫长，我仿佛把自己的内心展开在邓老师面前，让他在我的心上作画，他一笔一笔涂过，我一笔一笔接受，涂过的笔迹轻飘划过，重重地落下。我时刻在想：什么时候我的作品能够不再让老师修改？邓青老师改完后轻描淡写地说，这样就能发了。然后，他又跟《呼伦贝尔日报》的李瑛老师说情，让他把我的作品发表。

就这样，我的小说处女作<绿的怀念>发表了，那一年我十八岁。

也正是这篇小说的发表，才使我开始真正地做起了文学梦。

此后，我不再只限于参加三少民族笔会，而是到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参加全区的文学笔会，甚至参加全国的文学笔会。我写的《淡淡的粉杜鹃》、《烟雾在升腾》、《留下那美好的》、都是在《草原》举办的文学笔会上写下的，后来又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期刊发表作品。邓青老师每次在笔会上看见阿凤、阿黛秀、还有我，就好像看见他自己的孩子，眼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自得。他常常在人多的时候，夸奖我们，在没人的时候给我们开好书单，又不放心地反复询问我们看了这些书没有。好在我们并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我们一直在努力。

后来，我上了内蒙古师大举办的文学艺术研究班，再后来我又留在了呼和浩特。还跟邓青老师住在一个院里。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见邓青老师，有的时候从家乡来一些一同写作的朋友，他们都会提出让我陪同去看望邓老师。三少民族都有这样的特性，他把你看成朋友，就是一批辈子的。不管你的身份有什么变化。后来，邓老师已经退休了，可是，那些朋友来到呼市，都会把看望邓青老师和孟和博彦老师纳入行程中重要的内容。有的来呼市实在没忙开，还要一再要我跟他们两位老师道歉。我安慰他们：我不提你来了，他们也不会知道的。他们说：知道是这样，不过不去看他们，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邓青老师和孟和博彦老师在我们心中，不只是引领我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我们也把他们看做自己必须走动的亲人。

可就是这样的亲人，我却也很久没有走动了。我从邓老师住的那个院子搬出来了，邓老师后来也买了新房子，搬离了那个院子。我们就没再联系。我们在一个院子住的那些年，我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邓老师都看在眼里，他很忧郁，也很无奈，又不能正儿八经地谈我的事，他只是漫不经心地谈自己曾经的坎坷经历，然后绕着弯子劝解我。而我，心里明镜，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慈祥善良的老人面前，只要稍稍低头，他就会拉出手来帮助我。但是，骨子里的个性不准许我这样，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告诉邓老师，我所经历的都是命运对我的考验，我能承受，让他放心。

最后一次跟邓青老师聊天，是在电话里，他打电话过来，说在电视上经常看见我，很为我高兴。他还要我帮忙做一件事，因为力所不能及，极为纠结。反过来想，老师高估了学生的能量，是件好事。可是，当时学生总是心怀愧疚。原本就留下邓老师新家的电话，也因为总总原因，一直没有联系，也迟迟没去。

邓青老师恍然离世的消息，是我一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后，在单位张贴的公告上看见的，望着白纸黑字冷静的告示，我久久不能释怀，一个你敬仰，并且牵挂的人走了，总会有许多遗憾和惋惜。我却在那里自责自己：真不该好多年没去看望老师啊！邓青老师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不知哪一次见面就是诀别啊！面对邓老师的讣告，我默默地说：邓青老师，九泉之下，您还会跟阿黛秀、金勋、阿军，还有孟和博彦老师相遇，他们一定能好好地替我们照顾我们非常尊敬的师长，替我们完成我们没有尽到的孝心。

如果说《草原》是内蒙古作家成长的摇篮，那么邓青老师，还有《草原》的那些编辑老师就是这个摇篮的推手。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责任编辑：魏魁元、包玉英、宋振伟……每一个作家成长的路上，都有编辑老师倾注的关怀，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编辑老师辛勤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