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这一年，我都干了点啥？

这一年，劳累，奔波，艰辛，困顿，都在我温故2007年的时候首先往出窜。这一年，我大病了两次，一次是率三十多人的团到欧洲十一国参观考察，走到意大利，多数人因为水土不服，开始腹泻，作为一团之长，我是担责任的。我把全团的人带的药收集在一起，把药分给重病号。还想起了鄂温克人的传统治病方法，这个民间秘方，我却不会，团里的鄂温克族作曲家黎明有一手，就请他分别给重病号放血。没想到这古老又简易的方法也很灵，第二天很多人有点见好了。

当我们到了维也纳，全体团员异常兴奋地参加内蒙古的维也纳音乐会的时候，我们的行程就接近尾声了，那时我真是在心里暗喜，谁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族人庆大律师跟在国外的内蒙古老乡喝酒，一夜为归，第二天我们就要前往阿姆斯特丹上飞机了。他的手机关机，导游紧张了，随团的旅行社的人也紧张了，我镇静地说：没事，他会跟咱们联系的，也不会掉队的。大部队必须马上走。大巴就要出发了，有些团员不太高兴地找我，问我为什么扔下一个人就走了？我跟他们解释：那个来见庆大律师的人能从德国追到荷兰见面，就肯定能把他送到阿姆斯特丹去。果然，后来庆大律师追上来了。庆大律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担心他掉队？我说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庆大律师不会害我的。他要是想叛逃，就不会选择我带的团队。

到了飞机场，飞机不能按时起飞不算，还要修改航线，原定直飞北京的飞机改飞成都。一路人们紧绷的情绪此时都发泄出来了。全体团员在机场与南航的工作人员大吵。有的非要走，有的说什么不走。众说不一。最后经过协商，我们还是做了让步。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心里总是不踏实，怎能不让步。

回到祖国的怀抱，迎接我们的却是大雪封机场。飞机都无限期的往后推。我一个一个地送走团员们，又只身到北京的旅行社讨说法。硬是从旅行社讨回了八千元钱。

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到单位参加考核。第三天，参加好朋友安心父亲的葬礼。记得去欧洲之前，我就知道安谧老师病重，怕我一走十几天，见不到老人家，要求去看看我一直敬仰的老师。安心却说，等回来吧。可是就在我回来的当天，安谧老师走了。我只能在殡仪馆与他告别了。

等到第四天，我的半边脸像发面馒头一样肿了起来。一只眼睛肿的只剩下一条缝。我都不敢照镜子。吉迪也充满怜惜地望着我说：妈妈，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爱你。

有了吉迪的鼓励，我的这个春节过得还算充满暖意。正月初十就赶往北京赴“两会”。等我开两会回来，安心就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去了。后来，我时常听安心跟我讲她失去父亲后的痛苦时光，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追问自己，一向关心朋友的杜拉尔梅哪儿去了？当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现在，当我盘点自己这一年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也是自顾不暇啊。

第二次大病一场的时候，是我把单位的全年工作都完成以后，我告诉自己，我得好好休息了。结果我病了，吃什么药都不见好，迫不得已输了几天的液，才勉强算好了。病好了，也就年底了。

可是到了年底盘点自己的作品，却没什么收获。今年要出的书，一直压在手头。没有完成。

2007年开博，结识了众多博友，算是收获，但是，也着实耗费了我许多时间。

唉，真是一个来去匆匆的2007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