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儿哥？市儿哥？轼儿哥？

1974——1975年间，笔者在部队的团政治处理论组工作，因为自己有独立的办公地方，地处又较为僻静，所以一度成为老乡战友的聚会地。一天，记不得是谁领来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男人，说此人是漯河车辆厂的业务人员，来部队驻地附近办理相关业务，并称呼此人为“四儿哥”（至于是那个字吃不准，不知道是不是市儿哥，抑或是轼儿哥，暂且称其为四儿哥吧），让我给予四儿哥提供一些必要的方便。

四儿哥比笔者大几岁，中等个子，国字形脸庞，皮肤白皙。与四儿哥相处的不长日子里，四儿哥除了出去办理业务，大多时间都在笔者的办公室静静地待着，到了饭点儿就跟着笔者去距离不远的团部饭厅就餐。其后不久，四儿哥办理完毕业务就离开部队驻地返回漯河了。笔者不知道漯河车辆厂座落在哪里，也不知道车辆厂出产什么物件，那时候的资讯手段落后，再也没有和四儿哥联系过。

1980年前后，笔者老婆突发无名高烧，住在郾城县医院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大夫说，非得注射红霉素才能把烧降下来。那时候医疗手段有限，类似红霉素这样的药物也不是随意可以找到，县医院没有，县城所有药店也没有，假如弄不到红霉素，病人的病情可能就很麻烦。无奈，我安顿好病人的护理，想骑车去漯河市里碰碰运气。

那天很冷，西北风很大，而且下着冰雨。去漯河的路上心里一直在琢磨，漯河药店也不一定有红霉素出售，只好再见见较为熟稔的战友求助一下了。到了漯河，几个药店挨家问下来都没有红霉素，营业员鄙视着笔者，似乎仅凭一个毛头小伙就能买到比如今抗癌药还金贵的红霉素。药店出来，笔者去了就近的战友王新民家，说起买红霉素，王新民说，其母去世不久，临终前注射过红霉素，还剩有几支。王新民翻出三四支红霉素，笔者接过来激动得捂在心口上，说不尽的感激的话语。

从王新民家出来，笔者在漯河市区的老街口盘桓片刻，因为注射红霉素一次性需要十支，现有的三四支远远不够，想想法儿再向谁求助一下。就在笔者站在冻雨中手足无措时，猛然间遇见了从此路过的四儿哥。这是四儿哥从部队告别后的第一次见面，笔者也早已从部队复员安排在外地工作，所以路遇四儿哥还是很激动的。简单寒暄几句，四儿哥问笔者站在这里做啥，笔者告诉四儿哥要找红霉素，病人亟需。四儿哥二话没说，就告诉笔者他家还有医治病人留下的几支红霉素，让笔者原地等着，他回家去取。半个小时不到，四儿哥折返回来，交给笔者七支红霉素。病人有救了，笔者激动地和四儿哥告别，顶风冒雨十五分钟抵达郾城县医院，把红霉素交给护士“全部加进去”，便累得瘫成一堆泥了。说来也怪，加进红霉素的盐水滴下去三分之一，病人一直稳定在四十度以上的体温就逐渐降下来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高烧过。

缘于笔者在外地工作，随后又把老婆孩子也迁到身边，回漯河的机会便少之又少。王新民在漯河市税务局工作，虽然不常见面，但是通过在省税务局工作的连襟可以打听到王新民的信息。颇为遗憾的是，从此笔者便和四儿哥失联了，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期间笔者也通过熟人去漯河车辆厂打听四儿哥，无不是无疾而终。

笔者与四儿哥失联四十多年了，没有来得及真诚感谢四儿哥的慷慨帮助，也不知道四儿哥如今过得怎么样？四儿哥如果与笔者有心理感应，应该知道笔者一直没有忘记四儿哥，期待着有机会看望四儿哥。

祝福四儿哥安好。

                                                                                        20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