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觉得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很难平等的。其中一个很大障碍在于语言。由于翻译的原因，国人视野里的西方文化是一个缩小的不真实的存在；而反过来对于西方人，中国文化的境况要好得多。例如一部文学名著（不必说哲学宗教历史等等），即便是古典文学，在西方会有很多译本；而相反，西方名著，尤其是严肃作品而非流行读物，在中国的译本通常就是一种（或者说可靠的没有太多错误的就只有一种）。当然这未必一定就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最起码提醒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学习和反思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否则我们很难摆脱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语境中之他者而存在的命运。在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学术界，汉学都不失为一门显学，比如九十年代亚洲经济腾飞之后新儒学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而且我们从中找到了许多自信。但是，所谓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文学，在西方学界，部分中国古代经典得到了与其自身经典相似的认同。

  出于民族自尊心，抑或是对西方文化有意或者无意的疏远。我们对西方人的中国研究的认可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确，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历史语境和生活环境的截然不同，使我们不难认识到西方人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之难度。说过“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西方人的中国文学研究是持保留态度的，甚至是怀疑的。

  但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一批优秀汉学家的成果被翻译到中国，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可能又一次犯了置身井底的错误。

其中就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他的唐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唐诗研究，正随着八十年代至今的一再翻译出版，而不得不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

  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宇文所安第一次接触到中文诗，并迅速与其“相恋”，至今犹然。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20年后宇文所安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本，论文多篇。他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迄今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以及最近的《中国文论》和《他山的石头记》等。

宇文所安自述性喜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父亲曾担心他以中国诗为职业，无法谋生。他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

   有些中国人可能会对一个外国人也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感到不解，他们会问，“西方人怎能理解中国古诗？”对于这个问题，宇文所安最喜欢用一个反问回答，“你觉得你能理解《堂吉诃德》或莎士比亚吗？”

  他有一个说法尤其值得深思，他认为，文学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但是，假如你想把这个宝盒锁起来，说“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空盒。

其实，除非阅读他的著作，我们大都会怀疑他对唐诗的理解能力。“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内蕴，岂能是一个现代美国人所能了悟其趣的。但是，我可以反过来问自己，如果不下一翻功夫，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我们，又有几人能深入体会其中三昧呢？

宇文所安在他的《盛唐诗》（贾晋华译，199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2004年三联书店修订版）里，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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