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倒”何时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一般而言，“官倒”是指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利用垄断资源的权力,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另外，在国家原来存在的价格双轨制下，官员们利用手中权力，使用平价和市场价两个杠杆捞钱，这就是俗称的“官倒”。一般人都以为“官倒”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丑恶现象，其实不然，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现的“官倒”是在北宋，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让“官倒”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正如清末民国初历史学家蔡东藩所说：“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但就事论事而言，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富民强国”的良好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但愿望和结果并不一致。
   以“青苗法”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是“青黄不接”。于是，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很高，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富户借好；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比还给富户好。还给富户，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农业国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为了防止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其一：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其二：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其三：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其四：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当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理想之法却没带来好结果。首先，官府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可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远远超过了私人借贷。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照例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变法。他们不害怕变法，也不害怕不变法，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不好听就是敛财。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是藏于国，就是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自然就少了。变法以后，宋神宗新建的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是所谓“旧党”不赞成急切搞这种新法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能从长计议。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焉能不失败？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地方输送的品种和数量，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如果按照老办法，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能变，这便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这样一来，所谓“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除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其一“簿书廪禄，为费已厚”；其二“非良不售，非贿不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经商，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却成了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旧党”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倒，必定祸国殃民。
                              （本篇完）

请点开下面文章，其中一定有您喜欢的：

一. 龙凤呈祥喜洋洋              （家庭亲情        共八篇）

二. 四十六年前的一份深圳简报     （文史杂谈一  一百一十五篇）

三. 个性张扬使韩熙载在南唐仕途坎坷（文史杂谈二  一百一十五篇）

四. 悟空告诉我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文史杂谈三  一百二十三篇）

五. 宋朝疑案：花蕊夫人香消玉殒之谜（文史杂谈四  一百二十三篇）

六. 广西漫游记                 （旅行图文       共十六篇）

七. 京冀津之行                 （旅行图文       共十三篇）

八. 初夏鄂赣游                 （旅行图文       共十八篇）

九. 金秋北疆行                 （旅行图文     共二十三篇）

十. 贵州风情录                 （旅行图文       共十五篇）

十一.新西行漫记                （旅行图文       共二十篇）

十二.寻找消失的徽州             （旅行图文       共十一篇）

十三.走进西藏                  （旅行图文        共八篇）

十四.滇西旅行散记               （旅行图文       共十三篇）

十五.豫陕晋京之行               （旅行图文       共十五篇）

十六.家乡寻踪                  （图说家乡       共十二篇）

十七.影像深圳                  （图说深圳     共二十九篇）

十八.文革二三事                 （往事记忆       共十一篇）